“载澄顽劣，怕是有伤宫中风气。”恭王谦逊道。</p>
“过谦了，六爷。”太后笑道，“都是宣宗皇帝的后裔，错不到那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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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着带蝴蝶结礼服的年轻人不卑不亢的站在李鸿章的面前，李鸿章站了起来，双方寒暄毕，李鸿章请这个洋人模样的年轻人坐下，“赫德先生请坐。”</p>
“巡抚大人，”这个黑色头发湛蓝眼睛的年轻人也抱拳行礼，一脸微笑，说出来的话却是字正腔圆的中国话，“多日不见，十分想念。”</p>
“赫德先生多礼了，请坐。”李鸿章微笑，两人分主宾坐下，“赫德先生，不知道你对如今阿思本先生的这只舰队怎么看？”</p>
“巡抚大人，我不得不说，阿思本上尉的这种行为极大的损害了中英两国的友谊，”如今才二十七岁的赫德正色说道，“请你不要对大英帝国存在偏见，这肯定是海军部和阿思本等一小部分人弄出来的小把戏，不符合中英友好的主流观点。”</p>
李鸿章点点头，“赫德先生的话，我听了，可是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可不是这么觉得啊，您以为李泰国还适合在海关就职吗？”</p>
清帝国的海关是一个被逼出来的机构。自明以来，中央政府执行的就是“片木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所以，不需要海关，也没有多少外贸的税收。（“海关”之名倒是早就出现了。在明清的行政体系里，一直有一个叫“市舶司”的衙门，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上海松江府设立“江海关”，不过，这个海关与日后的海关职能有很大区别，基本上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摆设）。鸦片战争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自然就有了设立关卡的必要，英国人提出由他们来管理“来往之商人，加意约束”，所收得的税金用来支付战争赔款，朝廷官员一听就同意了，反正都是外国人的钱，收进来再付出去，好像是无损帝国的买卖，于是就有了让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1846年，在上海外滩（现在的外滩汉口路）出现了一个用铸铁栅栏围起来的大院子，门口盖了一个中国式的牌楼，上写“江海北关”，专门办理外国商人的进出口税务。1858年，朝廷又准奏在广州设立了第二个海关。（未完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