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大军事实抵达中都后，我蒙古三路大军兵临城下，却是不取。
各种原因，我此刻也不方便细说。
一则是长途征战上千里，全军人马疲惫这是一说。
再就是蒙古人不得不提到的战利品，物资分割问题。
所以这些人拿不到军功的奖励，他们是没有精神继续打仗的。何况拿到财物的蒙古人都是想立刻回家，给家里的人，并且去享受一段时间草原人恬静的生活。
这时已经是深秋十一月末，进入冬季的时候
这就是草原人，属于狼一样的习性。
这也是我铁木真不能不考虑退兵的一个理由。
正因为自己国家政权的几乎被颠覆。
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颜守绪下令停止对宋战争后，蒙古对于南宋而言，已经失去了当时军力制约金国的实际价值，宋蒙的外交关系迅速由此降温。
恰逢此时的金哀宗有意与南宋联防武休，以防备蒙古绕道攻击金国后方。
无奈金国当权的大臣认为，此事有失颜大国面，而全力加以阻挠。
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热心，最后，此事事实未能成事。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
宝元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吴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
这就是史册上著名的“丁亥之变”。
其实这也是成吉思汗，对蒙古大军后期事实作为的一种不可预见性。
此后，南宋对蒙古的外交更是愈加冷落，从此南宋朝内，再无和蒙之议，甚至还与金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当时，湖南转运使赵汝与之前被俘的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就曾经私下商议，联合抗蒙之策，两淮战区的赵范、赵葵亦与金国将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约定过共同防御蒙古大军南下。
由于没有南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
此刻蒙古大军才知道了，对进攻南宋所辖的川陕战区事实掠夺，实乃不智之举。
无计可施的蒙古人，此后只好另想它途，别取西径。
宝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曾经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但成吉思汗当时的想法过于简单。
其实在蒙古当初和金朝对战初期，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联盟企图。
所以，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出使南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
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短期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
但是这些政治上的外交失误，并不能阻挡蒙古大军“假道攻金”的意外成功。
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的攻势严重受挫，在攻打庆阳、卫州、潼关等诸战役中，战事确是接连败北。
成吉思汗此前提出的，“假道灭金”策略再一次被提上日程。
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攻克凤翔后，窝阔台可汗召集麾下蒙古诸王大臣商议灭金。
最终蒙古人通过如下决议：拖雷率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水，迂回四川后沿汉水之下，进入河南，从背后攻击金军，而窝阔台率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斡晨那颜率西路军由济南西下。
当然，蒙古一开始还是希望南宋能够主动借路，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再次派李邦瑞出使南宋。
虽然这次南宋再次用礼节接纳了李邦瑞，但其借路请求事实遭到南宋当局的正面拒绝。
或许，这时候的皇子拖雷，就该意识到自己的大军其实处境之危险了。
其实，当时窝阔台的本意，其实就是想借宋、金之手除掉拖雷。
在争夺成吉思汗此后的蒙古可汗之位上。
在三个铁木真的儿子中，没有谁看好一直沉默厚道的幼子托雷。
这个蒙古王的位子，明争暗斗，有很多种大元历史上的说法。
我们此后专题论述
所以“借路”决议一出，窝阔台便将此计划公诸于众，很快金国就得到了消息，并且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
这其实就是让托雷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水，迂回四川后沿汉水之下，进入河南，从背后攻击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