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蒋中正对日本保有警惕，那么日本人也就无法轻易的摄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战果，而且双方的媾和谈判都带有缓兵之计的图谋，因此在紧锣密鼓的私下谈判的同时，双方之间也多次出现以打促和的局面。不过不同于这些由军部或外务省主导的三心两意的和谈，由所谓日本“民间人士”出马的和平斡旋相对就显得更加真诚了一些。
例如萱野长知与川平吉两人的行动就是此例。
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同盟会行动。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时曾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此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萱野?川在香港除与武汉特使杜石山等人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张季鸾。会谈时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
张季鸾回应道：“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赤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俄诸朋友，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西北，张宣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只要蒋公继续能保有威信，拥有国际支持的中央政府完全有力量对地方政府加以控制。”
对张季鸾所言，川只能苦笑。
既然蒋中正的态度暧昧，迫不得已日本人的注意目标从蒋系身上转向了武汉政府中的另一个大派系：汪系。
1937年9月11日，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西北国防政府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立刻实施对日作战。蒋中正迫于形势，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的汪兆铭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9月29日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称：“东北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汪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9月31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顾祝同、熊式辉、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
对此，经常参加聚会的胡适就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意为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这些主张和平的这一个集团只能躲在一个俱乐部里自自话。
而汪系对抗战的这种态度，让日本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由此双方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开始了私下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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