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夷吾提出,民为国之本,治国的本质就在于治民;治民的基础在于务农,“仓廪足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获得保暖之后就要进行对国民进行教化,国家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一维断则国倾,二维断则国危,三维断则国覆,四维断则国灭。人民懂得四维的意义了,就便于治理了。对于国民要在保证秩序前提下给予充分的自由;国民为上天所生,统治者要懂得什么叫“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如果统治者逆民意、夺民利,便是动摇国家根本,肯定灭亡
齐桓公听得入了神,完全忘记时间的存在。天色已晚,准备围观车裂管夷吾的民众已经失望地纷纷散去,刽子手也靠在车轮上睡着了,但是君臣三人还是坐在一起讨论国事。
第二天,齐桓公在朝会上郑重宣布管夷吾为相邦,位列少卿,官居鲍叔牙之上。这个昨天差点被五马分尸的人,今天却一步登天,位极人臣。
齐国人的自由散漫是出了名的,这些习惯是从齐太公立国时传下来的。齐国没有制定繁杂的制度,国家由于包容开放而强大起来。但是过分放纵国人的行为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制度的缺陷在国家遭到突袭(突袭是北戎的拿手好戏)而进行紧急征兵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总有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家乡;虽然大多数人并非故意逃避兵役,却总是给完成征兵计划造成很大的麻烦。
制度缺失是造成国家治理无序的根本原因,国人不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于是就什么都干,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为人心很散,所以当时世人都说“齐国大而不强”。
管夷吾认识到时局的紧迫性,便开始组织官员进行立法。立法者将国家分为五级行政单位,每一级都设立了行政长官,并实行垂直领导,同时建立报告和监督制度;对下级官员的违法行为要追究上级主管官员的领导责任,使官员不敢胡作非为。公室的命令逐级下达到各行政单位,无论是普遍性还是定点的命令都可以迅速送达,地方信息上报公室也是如此,使中央与地方信息交互便捷、畅通。
立法者把国人按照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类别,职业采取终身制,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不得随意变更;制定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每种职业的人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不得随意迁移。
“士”本来是中低等贵族的统称,君主的儿子如果没有被任命为大夫,也属于士的等级。但齐国的士则专指军人,如果这一制度真的存在(人们猜测《管子》一书成于战国,有些内容是后人杜撰的),那么齐国就成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军人职业化的国家,比现存史料记载的魏国要早两百余年。
管仲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专门出台了保护和大力发展农业的法令。。
管仲也特别推崇郑庄公关于发展工商业的做法,他有幸于十五年前在齐、郑、卫三君参加的恶曹之会上见过郑庄公一面,并大胆地向郑庄公请教了相关问题。当时郑庄公非常欣赏那个年轻人,他不但很愉快地与管仲进行交流,还安排祭足专门与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座谈。
管仲把郑国人的经济理论移植到齐国,并将其发扬光大。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鼓励交易,交易是个不冒烟的工厂,而且没有国界。管仲放开限制、打开国门,为各国商人创造便利的贸易环境,提供衣食住行一系列的优质服务,不过最能吸引外国人的,还是他创办的那个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红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