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夷吾提出，民为国之本，治国的本质就在于治民；治民的基础在于务农，“仓廪足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获得保暖之后就要进行对国民进行教化，国家有四维即“礼义廉耻”，一维断则国倾，二维断则国危，三维断则国覆，四维断则国灭。人民懂得四维的意义了，就便于治理了。对于国民要在保证秩序前提下给予充分的自由；国民为上天所生，统治者要懂得什么叫“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如果统治者逆民意、夺民利，便是动摇国家根本，肯定灭亡
齐桓公听得入了神，完全忘记时间的存在。天色已晚，准备围观车裂管夷吾的民众已经失望地纷纷散去，刽子手也靠在车轮上睡着了，但是君臣三人还是坐在一起讨论国事。
第二天，齐桓公在朝会上郑重宣布管夷吾为相邦，位列少卿，官居鲍叔牙之上。这个昨天差点被五马分尸的人，今天却一步登天，位极人臣。
齐国人的自由散漫是出了名的，这些习惯是从齐太公立国时传下来的。齐国没有制定繁杂的制度，国家由于包容开放而强大起来。但是过分放纵国人的行为对于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制度的缺陷在国家遭到突袭（突袭是北戎的拿手好戏）而进行紧急征兵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总有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家乡；虽然大多数人并非故意逃避兵役，却总是给完成征兵计划造成很大的麻烦。
制度缺失是造成国家治理无序的根本原因，国人不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于是就什么都干，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小算盘；因为人心很散，所以当时世人都说“齐国大而不强”。
管夷吾认识到时局的紧迫性，便开始组织官员进行立法。立法者将国家分为五级行政单位，每一级都设立了行政长官，并实行垂直领导，同时建立报告和监督制度；对下级官员的违法行为要追究上级主管官员的领导责任，使官员不敢胡作非为。公室的命令逐级下达到各行政单位，无论是普遍性还是定点的命令都可以迅速送达，地方信息上报公室也是如此，使中央与地方信息交互便捷、畅通。
立法者把国人按照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类别，职业采取终身制，儿子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不得随意变更；制定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每种职业的人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不得随意迁移。
“士”本来是中低等贵族的统称，君主的儿子如果没有被任命为大夫，也属于士的等级。但齐国的士则专指军人，如果这一制度真的存在（人们猜测《管子》一书成于战国，有些内容是后人杜撰的），那么齐国就成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军人职业化的国家，比现存史料记载的魏国要早两百余年。
管仲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专门出台了保护和大力发展农业的法令。。
管仲也特别推崇郑庄公关于发展工商业的做法，他有幸于十五年前在齐、郑、卫三君参加的恶曹之会上见过郑庄公一面，并大胆地向郑庄公请教了相关问题。当时郑庄公非常欣赏那个年轻人，他不但很愉快地与管仲进行交流，还安排祭足专门与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座谈。
管仲把郑国人的经济理论移植到齐国，并将其发扬光大。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鼓励交易，交易是个不冒烟的工厂，而且没有国界。管仲放开限制、打开国门，为各国商人创造便利的贸易环境，提供衣食住行一系列的优质服务，不过最能吸引外国人的，还是他创办的那个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红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