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伯阳踢开了通往独裁者路的最大绊脚石,下一步就要控制国人的思想了。
春秋末期,贵族普遍不再重视对子弟进行素质教育,于是私学应运而生。私学一出现就受到从贵族到平民的热烈追捧,贵族子弟希望通过学习成为国家栋梁,平民子弟则希望通过学习出人头地,私学因此便迅速地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
曹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每座城邑都设有私学馆,小城三两家、大城十几家,陶丘竟有二十余家。
面对曹伯阳的独裁,私学里的儒士们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性情温和的人发发牢骚,情绪强烈的人则口无遮拦地发泄不满,极端的人甚至开始鼓动大夫国人反抗暴政。
无孔不入的“忠义联盟”的告密者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他们暗中仔细地记录下儒士们的言词,收集他们的“罪状”,然后向主子告发。
公孙强用车装着写有“罪状”的竹简运进宫里(因为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将罪状交给曹伯阳。曹伯阳抽查了几十份,发现措辞最严厉几人都是国内德高望重的老夫子,其中竟然还有他的启蒙老师、叔叔公子沬。
曹伯阳感到十分难办,他要求公孙强对“诽谤者”进行温和处理——毕竟列国还没有发生对批评君主过失的人采取暴力压制的先例。
公孙强于是把诸如公子沬那样惹不起的人从名单中剔出去,把一些没什么背景的小人物召集起来说道:“诽谤君主,罪莫大焉!你们所说的每一句坏话我这里都有记录。按照刑律,你们本来都要被定罪受罚,但是君伯姑念你们初犯,不准备追究你们的责任。然而没有下一次了!你们要将功补过,以后只许赞颂君伯,要处处赞美、时时刻刻赞美,怎么赞美都不为过!谁做得好回得到丰厚的奖赏。如果谁不想说就滚出曹国;谁再敢诽谤君伯,我就把他的舌头拔出来,免得他再乱嚼舌头!”
儒士们不敢当面顶撞这个大魔头,纷纷愤然离去;很多人当天就背起行囊离开陶丘——志气高洁的士人宁可流亡国外,也不肯像走狗一样对着权贵摇尾乞怜。
但是赶走一些小人物并不能铲除根源,公孙强的恐吓反而激起了公子沫等人的强烈反弹,老公子竟然不顾自身安危,只身闯进宫中,指着曹伯阳的鼻子大骂他“亡国之种”。
不久子贡来到陶丘(孔子此时已经在陈国暂住下来),准备和曹国人谈笔生意,并受孔子之托来拜访公子沬。他不太了解曹国这几年发生的变化,仍然把曹国当成正常国家来看待。
子贡在某天傍晚进入陶丘。第二天清晨,他刚刚走出驿馆就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街上行人一个个面如死灰、行如走肉;行色匆匆的武装巡逻队不时地与他擦肩而过,目光凛冽地扫视着每一个路上的人。子贡此时感觉就像陶丘已经成了一座被敌人占领的城市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