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小孩小时候并不特别灵光，总是跟在比自己大比自己聪明比自己更活跃的孩子后面当跟屁虫。但谁知道未来二十多三十年后，他竟然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者一个单位里面说一不二的领导者呢？
有些小孩小时候很灵光，被身边的人称为“孩子王”，可是二三十年之后，却再也看不到他风光的时刻，被生活压弯了腰，被各种复杂的社会经历摧残了灵魂和意志，不但平庸，说不定还很失败。
宁声涛小时候不管在母亲的单位里还是在学校里，都是很灵光的小孩。
仗着速度快、力气大、打架猛，仗着学习好、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仗着有主见有急智有口才，宁声涛很快就在小孩们中成为“孩子王”。短短几年时间里，不仅仅小孩子喊他“涛哥”，就连一些大人都喜欢叫宁声涛“涛哥”，俨然“涛哥”已经成为他的绰号。
农科院的子弟学校撤除了，宁声涛的母亲放弃了回到办公室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成为单位中的带队教师。单位中的大大小小的孩子需要读书，本单位没有学校了，单位中的不论是科研人员还是工人们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拿着城市户口去周围农村村小读书。因着这样的情形，单位通过上面的主管部门和市政府协调之后联系了城区一所国有企业的子弟学校给单位里的孩子们读书。
城区里的那所子弟学校不得不接受农科院的孩子来读书，而且还要在根本不谈择校费的基础上优惠部分学费。原因就在于大约三十年前，农科院本来应该在这家国企所在的地方建设起来，可是因为国企也选中了这个位置，农科院主动的让出了那块地，退到了更远离建成区的农村中去。本来在地区政府的支持上看，农科院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国企应该另外再选地建设。可国企借口其他地方交通受到影响会制约国企发展为理由，强硬的要在农科院已经选定的地块建设。就在地区政府将问题上交到省政府去的同时，农科院主动发挥了高风亮节和时代风尚，让出了自己先选中的土地给国企建设新厂区。
俗话说：“给人留一线，他日好见面。”
三十年后，农科院找到这家国企，这个国企二话不说，直接接收了农科院所有的学生。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个事件的含义，是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可是那个时候的政府在实力上还存在着差距，无法在物质上完全保证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直到2006年，全国才真正完全落实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
农科院的孩子们要读书，本来政府只能提供最近的村小供孩子们读书。好在当初和那家国企的特殊关系，才保证了职工们的孩子也能够得到城市学校教育的光华。
孩子们每天早晨六点半乘车进城，院里的专车大巴把孩子们送进城，再把住在城里不同地方的职工们接上回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傍晚，专车大巴把下班的职工们送回城里的家，又把住在单位里的职工们的孩子接回单位。宁声涛的母亲就干上了接送孩子照顾管理孩子在学校学习和生活的工作。
包桂兰每天带着二十几个孩子乘坐专车大巴到达学校，并且还在学校专门获得了一间休息室，那间休息室就是包桂兰的办公室。但凡学生们有任何问题，包桂兰就是家长，负责与学校与班主任与科任教师交流沟通处理。但凡学校有什么事情需要和单位沟通，包桂兰就是单位的全权代表。
包桂兰的工作很有点类似于地方城市派驻到省会城市的常驻办公室代表。她的工作非常繁杂，也非常全面。不仅仅是代表，而且也可以算是单位为职工家长们请的孩子们的保姆。在她二十年的代表工作中，前前后后一共带了一百六十多个从6岁到12岁的孩子。几乎单位中的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和00年代中前期处于小学年龄段的孩子都曾经和她朝夕相处，甚至那段小学的岁月中，包桂兰与孩子们的感情甚至胜过了孩子们的父母与孩子们的感情。
也许有这一层关系，宁声涛更是获得了成为孩子王的独特条件。宁声涛知道，母亲之所以放弃坐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的早九晚五，而是主动积极的去从事这样一份早六晚六的工作，完全是因为自己。
包桂兰疼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她主动申请去带孩子，最初第一批孩子中就有宁声涛在其中。等到宁声涛小学毕业，考上重点中学，包桂兰又一次放弃了回到单位坐办公室的机会，一是因为和孩子们的感情，二是因为家长们的挽留，三是因为单位完全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她的人去做好那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