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对于胥吏横行，官员的态度总是支持一派，打一派，通过平衡来获得权力。但是张超不一样，经营了好几年的他，有一个自己的团队，所以根本不需要胥吏在行政上的配合，即便如此，他也准备了足足两个多月。
弘治三年，张超用了八个月时间让天下记住了他的风采，在京可以怒打太监，在外可以横扫胥吏，一个正直能干的大臣正冉冉升起。
当然张超所受到的非议也多的不得了，除了他奇怪的学说，还有他的行事风格，一口气拿下了几十名胥吏，实在是太狠辣了，太狠辣了。
钞关胥吏贪赃枉法，让整个朝野极其震惊。谁也没有想到，一个钞关的几十名胥吏，加起来竟然有十几万的家底。谁都不是傻子，这是上报朝廷的数字，那么真实数字恐怕更加惊人。
按照这样的比例计算，大明八个钞关，把这些关吏都收拾一顿，岂不是立刻可以挤出上百万的家底，这样最终因为财政问题停顿的白昂修河一事立刻就可以提上日程。
如果说对付官员，大臣们还有其顾虑，但是对付胥吏，几乎是不需要动员。所以有些官员就开始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胥吏们则是满脸惊恐，想尽办法解脱。
就在官吏矛盾日益激化之际，丘濬的来信终于来到了。张超看完笑了笑，如果当日不危言耸听，徐溥也不一定这般重视他，现在朝廷问他的建议，看来也是很当真了。
张超隐约知道在正德年间有一场规模很大的农民起义，所以他大言不惭的写上，也不怕什么蝴蝶效应，到时候万一没事他该怎么办，当然他确实有办法。
如果大明朝廷不在乎此事，那么起义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发生，到时候预言成功的张超，他的一言一行就更会被重视。
如果朝廷重视了，起义会不会发生谁也不知道，只是张超到时候可以推脱，说是因为朝廷重视的缘故。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有办法解释，最起码在他看来，给山陕北直隶的老百姓减轻负担都是好事。
至于如何避免起义的发生，张超从后勤角度提了几点建议，诸如减轻这几个地区的老百姓负担，增强对江南等地的财赋征收，整理军屯，提高驻军的自给能力等，另外他还建议尝试从天津往辽东运粮，实验一下海运。
如果将来真的有预兆有乱事，可以按照宋代的方式，招收一部分强壮的老百姓从军，然后迁到辽东去等等。
张超洋洋洒洒的写了好长一篇奏折，只不过很多都是老生常谈，他也知道自己的建议很可能不会被采纳，反正说说也没什么。
对于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浑然无知的他并不清楚这封奏折的意义，皇帝收到之后，出乎意料的重视。
张超既然说加强对财税的征收，那么苏州追讨税款这个皇帝已经惦记了很久的事情终于可以议上日程了。
所以弘治皇帝嘉奖了张超，要求张超协助新上任的织造太监刘瑾一起在苏州追讨税款。圣旨到达之时，张超顿时就麻爪了，他发现自己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