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的专制政治之下，一个国家是盛是衰，是兴是亡，与这个国家的君主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整个政治机器运转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他的意志达之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末梢，甚至他的私生活都因为他的权力的辐射而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这句话原是不错的。
在晋阳之战后，智氏被消灭，其地被瓜分，晋国顿成韩、赵、魏三国鼎立之势。这时最强大的是赵国，然而第一个跃上舞台发出强光，成为战国时期超级大国的却非赵国，而是原本并不起眼的魏国。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时魏国的国君魏文侯。
魏文侯，名斯，是魏桓子的孙子。欲成大事所需要的第一个品质不是勤奋而是对局势的判断和整体的把握。如此才能从整个天下大局中推导出自己可进可退的路径，可为不可为的领域，然后再调整目标，另做计较。大的方针定了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去实行，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随机应变，挺过难关。魏文侯无疑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在韩、赵两家仍在思考如何从晋国领土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的时候，他的深邃的目光已经超越了小小的晋国，而扫视天下了。
整个晋国的局势是赵国在北，魏国在西南，而韩国偏于东南。晋国左临黄河，右偎太行，虽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北临戎狄，且为群雄包围，可拓展的空间不大。且当时天下大乱，各国命途均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所以如何保存自家国土、自家宗庙，光耀自家门楣就成了韩、赵、魏三家主人的共同心病。
韩、赵两家的想法是先在晋国内部壮大自己的实力，然后再向外扩展。于是韩武子派人来游说魏文侯，想要联合韩、魏两家一起进攻强大的赵国，以此来化解北方的威胁。可是魏文侯却不这样想，且不说北方的赵国是抗击戎狄的一道屏障，单是赵国那强大的实力就足以抵挡韩、魏两家的联合军力。到时候战争一定陷入胶着状态，且这种状态一定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无非是“三败俱伤”，如此岂非要给三晋周边虎视眈眈的外人以一个天大的机会吗？于是魏文侯拒绝了韩武子的建议，韩武子从此开始看不起魏文侯，把他当做了一个贪生怕死、毫无气魄的胆怯小人。
魏文侯刚刚拒绝了韩武子的联军抗赵的建议，就迎来了赵家的使者。原来消息走漏，这件事被赵献侯知道了。赵献侯以为，魏文侯既然拒绝了韩武子，那么就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于是派使者建议说，不如我们赵、魏两家合兵一处，将韩国灭了，然后平分其土地，将军以为如何？使者言辞恳切，魏文侯听了却哈哈大笑。所谓唇亡齿寒，赵国如此强大，只有魏、韩联合起来才能够勉强与之相抗，互保彼此宗庙香火不灭。如果他贪图一时的便宜，妄图联合赵国而打击韩国，这就如同猎狗为主人捕尽山里的兔子，最后没有食物来源的主人只好宰了猎狗来充饥，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此乃千古不易之道理，于是赵国使者最终也带着未能完成使命的惶恐心态归去了。赵献侯听了使者的复命，自然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魏文侯天生就是一个领导的材料。所谓“天生的领导材料”，就是说这人参与任何事，都必然有着非凡的热情，对此事也抱着独特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想要说服每一个参与者，让他们认同他的想法，与之合力一处，将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办成。魏文侯不光是“有所不为”，他还“有所必为”。他向韩、赵两家发出照会，共同协商三晋未来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