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李白《秦王扫六合》
这是唐朝诗仙李白《古风》组诗的第三首。全诗共有24句，从功与过两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了秦始皇的一生。其过错自然是奢侈浪费、残暴无道、严刑峻法，并且最终招致了亡秦必楚的结局的出现；另一面，则是介绍了秦始皇伟大的历史功绩：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大一统帝国。
秦王政之所以能够完成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首先与他的雄才大略密切相关，其次则与秦国的许多能人异士、名将贤臣的辅佐密不可分。在秦王政当政之时，正是秦国和六国决战的关键时刻。如吕不韦、李斯、王翦、蒙恬等人对秦国立下的功绩自然不必多说。而真正帮助秦王理出消灭山东诸侯的关键，制定一统天下的策略的人则是尉缭。
关于尉缭一生的事迹，史籍上的记载出入很大，一说他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时期的人。但是另一种说法则称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了秦国，前后相差达90多年，明显有两个叫尉缭的人，但是后面和秦王政的交集，是确实可信的。
此时秦国面对东方任何一个诸侯国，都可以轻易地将他们打得服服帖帖，但若是他们合纵起来，秦国就必须要暂避其锋芒了。
尉缭看中了这一点，所以来到秦国之后立马向秦王建议，“说及当今的秦国，已经无比强大，山东诸侯和秦国比起来，就好比是郡县的县令。但是如果他们合纵起来，则会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智伯虽然是春秋晋国时期的权臣，最终还是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虽然贵为春秋末年的吴王，最终还是被越王勾践所杀；湣王虽然是战国早期的齐王，终免不了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这都是合纵所起到的作用。”
所以尉缭建议秦王政千万不要吝啬财物，只需要拿着它们前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让他们出现萧墙之争的局面。只要采取这种方式，秦国只不过损失数十万的金银财宝，但是诸侯却能够被一一灭亡。
秦王一听，尉缭不仅擅长军事，没有想到在外交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想法竟然能够和李斯的设想不谋而合。于是，秦王政便有心让他成为自己的臣子，从此在很多大事情上都要找他来商量，并经常听取他的意见。甚至为了表示对尉缭的恩宠，秦王总是以学生之礼来待尉缭，允许尉缭和与其享有一样的穿戴饮食。
尉缭此人不但能够在战场上纵横捭阖，在外交上洞悉一切，而且对于秦王政本人，他也能够做出一番客观而科学的分析。他认为秦王政“极其残暴，缺少恩德，心似虎狼一般歹毒；在困境中之时，尚且可以谦卑待人，但如果让他得到了天下，秦王政必定会不顾天下人的感受，即使是身边的人，也会成为他的仆从，而整个天下的人，则会成为他的奴隶”。
尉缭第一次公开地道出了秦王政的性格本质所在，而且句句真实，切中要害。这一切都能够从后来秦王政统一天下之后所推行的各种暴政中看出。尉缭既然认识到了秦王政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享福，所以萌生了离开秦王和秦国的心思。
尉缭并不是为了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价，或者是看不上秦国，而是对自己、对整个天下未来的命运担心，所以在生出了离开之意后，没有丝毫犹豫便不辞而别。可是他不知道，整个天下都在秦王政的掌控之中，一个小小的尉缭，又怎么逃得出秦王政的手掌心呢？
尉缭刚刚走出咸阳，便有大队人马追了上来，奉秦王令要他必须回去。此时的秦王的确很贤明，他知道此时的国家正处于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人才，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甚至在外交上，都有过人之处，秦王政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任他离开的。如果让他离开之后，为别的国家所用，秦王政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
尉缭最终答应留在秦国。秦王政为此可谓用尽心思，各种金银珠宝、锦衣玉食、美女、宝马都赏赐给了尉缭，以笼络住他的心，甚至还将尉缭提升到了国尉的高官位置，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秦国全面的军事。
此时的尉缭可谓心存余悸，如果再离开，秦王很可能将他就地诛杀。现在秦王对他也还不错，尉缭也不想落得个恩将仇报，不识抬举的名声，所以他决意留在秦国，尽心尽力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出谋划策。
尉缭所有成就当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在军事方面，尤其是他的《尉缭子》，此书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和《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同时在很多思想观念上具备一定的创新性。首先，尉缭认为，要在一场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经济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其次，尉缭在一些战略战术思想上别具一格，例如他主张要集中优势兵力，等待时机再去歼灭敌人。又如尉缭坚持孙子兵法中的奇正相间的思想，主张“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再次，尉缭制定了一整套极具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特别主张重罚那些战败、投降和临阵脱逃的人。此外，尉缭在兵法之中，还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如《分塞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等，涉及了军中编队、军队和君王的关系、军中命令、后续部队的调拨等各个方面。
尉缭在他的军事著作和行军打仗的实践行动中，也形成了独特的战争观。例如他提出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可见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是为尉缭所不齿的事情。又如尉缭将战争分为正义与不义两种，他坚决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而秦王政统一天下的战争便是免除天下连连征战，民不聊生的战争。但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未来，所有的战争其实很少是以仁义为本的。再如尉缭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就是告诫君王不要妄自发动战争，亦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废弃了战争就会招致祸患。
自汉代以后，《尉缭子》一书屡次被编著、书录，但是其卷数和篇数都不尽相同，卷数上有5卷、6卷之分，篇数上有24、29、31、32篇之别。历史研究证明，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要么是因为流传中有佚失，要么是分篇的标准不同。
流传到今天，《尉缭子》还存有24篇，它们分别是：天官篇、兵谈篇、制谈篇、战威篇、攻权篇、守议篇、十二陵篇、武议篇、将理篇、原官篇、治本篇、战权篇、重刑令篇、伍制令篇、分塞令篇、束伍令篇、经卒令篇、勒卒令篇、将令篇、踵军令篇、兵教上篇、兵教下篇、兵令上篇、兵令下篇。《尉缭子》是研究先秦军事策略、条令、制度等的宝贵资料，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