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夫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胗以藐躬，乃承，天眷，假我尺柄，授我丘民，流亡渐集，兴其讴歌，兵气潜销，化为日月，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吁请正位，询谋佥同，敢不敬承，天命其以大同三年三月一日，
即皇帝位，改为康德元年，仍用满洲国号，世难未艾，何敢苟安，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当兴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凡统治纲要，成立约章，一如其旧，国中人民，种族各异，从此推心置腹，利害与共，无渝此言，有如日，无替朕命，咸使闻知，御名御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大臣，康德元年三月一日。”
关东军与溥仪对用何种方式举行皇帝即位大典的想法大相径庭。关东军承认溥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国皇帝”，因此要溥仪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而不是清帝的龙袍。因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决定溥仪先穿龙袍举行登极告天礼，再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在“勤民楼”举行即位典礼。溥仪就这样第三次做了皇帝，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伪满洲国“国家组织法”规定，“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法律执行权、敕令发布权、官制制定、文武官任免权、“满洲国”军队的统帅权、宣战、讲和、条约缔结权、荣典授予权、恩赦权等。
可实际上，关东军司令官才是伪满洲国真正的统治者，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相当“亲密”，定期互相拜会，主要是接受关东军司令官对其进行内部指导。在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期间，关东军参谋“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不离左右地跟随溥仪。事实上，关东军的每个意思，都是通过他传给溥仪的。
溥仪的出巡、会客、行礼、训示臣民，乃至举杯祝酒都必须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能接见什么人，不能接见什么人，会见时说什么话，也要听他的吩咐。“满洲国皇帝”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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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在对美英亲近的同时也表示对日亲善的态度，但日本认为中国是敷衍政策，所以于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非正式谈话”，既“天羽声明”（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4）西方各国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没过几天，天羽英二于1934年4月20日，又发表第二次天羽声明，强调日本并不妨碍第三国利益，并且也希望欧美各国多与中国通商并促进中国繁荣，而中国的繁荣是日本所欢迎的，日本的中国政策仍然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准则。
20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补充声明，声称关于“满洲国，日本盼望他国能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并说“列强或国联运用其政策以凌夺中国”是扰乱东亚和平的行为。
4月26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表示日本反对任何第三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自我本位的行动”，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是必要的。
这些其实，都是狗屁般的话，华胜利这样总结的……
而溥仪复辟这一消息，传到了华胜利耳朵中的这一切，他都知道，这只不过是日本鬼子借助着溥仪这个傀儡，想在中国的东北更好立足，然后再以中国的东北的溥仪的傀儡满州帝国为根基，再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罢了……
华胜利决定，一定要训练好抗日义勇军独立旅的战士，将这个伪满的傀儡皇帝溥仪给早日赶下台，将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