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春，离婚后的第二天，我背着羞涩的全部家当踏上西归凤凰市的旅途，十五年漂泊没为我留下任何足以傲人的东西，只有一颗臀瘤和一个梦，这个梦像另一颗人生肿瘤，不弃不离。
隐隐约约地觉得其中一颗瘤最终会要了我的命。
回凤凰市不久，见我日复一日地闷在楼上，姐姐于四月中旬买来一只黑黝黝的小藏獒，于是我过上跟狗说话比跟人说话要多的日子，它在我的咒骂声中快速长大，至今困惑我的是，它为何要离我而去，是忍受不住烂肠的痛苦，还是不堪我坏脾气的折磨？
记得那是国庆节的清晨，我猛然从梦中弹起，窗外一片漆黑，我呼唤，却寂然无声，直到在一枝新开的洁白三角梅下找见它僵硬的尸体，昨晚睡觉前，它拼尽全力在窗台上趴了一小会，双眼充满茫然的温柔，可我不知道它是来跟我诀别的。
没了它的叫声，夜晚像坟墓一样寂静，躺在那里，我像一只孤零零的鬼，突然间悲从中来嚎啕痛哭，不住地问：为何要留下我独自一个人？
自藏獒离开，写作的愿望也离我远去，百无聊赖中发现自己衰老了许多，不由自主地关注起身体的某些变化，每当夜深人静或对着某样事物发呆时，无数次地冥想自己是不是会像它一样匆忙地离开这个世界。
是啊！来过，为生存挣扎过，六十岁或是七十岁，抑或是毫无预兆地猝死，对这个未知的愚蠢想法，竟中了邪似的充满着好奇，我很少回望远去的青春，认为缅怀那些已然过去的是一种懦弱，会削弱面对衰老和死亡的勇气，再过十年或二十年，即使中风后蹒跚于熟人面前，希望心中那颗头颅依然高昂，最好能让死神的表情黯然无光。
这类似在死神降临前说大话，我知道长期的病痛折磨和对生存的绝望，会寄生出对死亡恐惧的蚀骨之蛆，仅存的生志将化为一滩脓血，直至衰退成没有骨架的活死人。
我成长于长江边的小县城，打小见过许多死去的人。
七十年代，是孤陋寡闻的年代，刺激耳膜的新闻少得可怜，每到盛夏时节，隔三岔五会风闻有人淹死，撒欢似的跟随凑热闹的人群，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河边去围观，一具漂得发白的臃肿尸体，能让自己和发小耽搁数小时，会一直跟随至死者的家里。
缘于老家当地流行土葬，老人去世不久，为方便街坊邻居前来瞻仰和道别，按例会摆放在堂屋里，面部一般不用白布遮盖，那时的房屋顶上大多只有两三片亮瓦，采光不好，灵堂内免不掉阴森森的，却不怕人，胆大的孩子可以尾随大人凑近观看，我曾多次近前看过，却从不敢直视死者的眼部，无畏的目光掩饰不住内心的怦怦乱跳。
我承认小时候不是一个胆大的孩子。
某个星疏月残的深夜，七、八个玩伴围坐在万人广场的球场中央抽烟，有人无意间提起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议来争去，好事者提议模仿作者到烈士陵园的坟堆里去睡觉，都赌咒发誓一个不能少，记得大家很冲动，如果当时带着草席，是可能立即前往陵园的。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甚至无人再提起，暗自宽怀的同时，又一次狠狠地蔑视了自己。
谁不敢凝视死人面孔或在坟堆里睡觉，体内一定充斥着虚伪，活到今天，依旧没改了这个毛病，童年轻易地被贫瘠的浪潮荡净，青春流畅地在狂妄无知中滑落，就这么艰难地当掉大半生，如此轻松地舍去生命中的珍贵，就因为小时候不敢面对没有呼吸的人，从而不敢坦然面对真实的人生，更看不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己是谁？
无数的人都曾这样问过，不知道其中一部分人是否得到过答案，当问自己时，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直到藏獒厌弃人世，我终于明白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且虚伪的失败者，没能力保护它，也没能力保护生命中的其他珍贵。
前妻于去年“情人节”前夕提出离婚，我挣扎一整夜后，第二天上午载着她前往区民政局，一路上强颜欢笑，后来在厅内复印证件时观察那些怀着不同目的的男男女女，我发出一声莫名其妙地感叹：看来离婚的确比结婚生意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