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把它推荐给戴立波特先生，并要他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
这一出版却让箬莱特神父大为生气，他是皇家科学的导师。
他是个能干的实验派科学家，他以前自创了一个电学方面的理论并且发表了，这个理论在当时甚是流行。
他起初不敢相信这个理论来自美洲，且说这一定是他的论敌们为了破坏他的理论体系在巴黎编造出来的。
虽然他曾一度怀疑，但后来却不得不相信，在费城真的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家伙，他写了并印发了一系列的信件，这主要是写给我的，他的目的是捍卫他的理论，否认我的实验以及从我实验中得出来的确实数据的真实性。
我曾经想给他回信，而且已经写好了回信的开头，但后来我转念一想，我的论文中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检验，假如检验得有问题，那就用不着为自己辩护了；而我论文里的观点仅仅是作为假设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
因此，我也没有必要为它去辩护；两人之间的争辩，考虑的语言的不同，很有可能是因为翻译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小错误而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
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言论就是因为论文中的一个误译而引起的，因此我就没有为这些论文同他争辩。
因为我相信，与其花大把的时间同他做些这样无谓的争辩，还不如利用这些时间多做几个新的实验。
这样，我就从来没有给神父回过信，后来的事情证明我这样做是明智的。
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站出来为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观点。
我的论文集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而抛弃了那神父的学说。
所以在他死之前，他几乎是孤家寡人一个，除了他的一个高足，巴黎的B先生追随他以外，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了。
使得我的书突然畅销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是书中所说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是由戴立巴和德罗两位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把云端的电引到地面上来。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远近闻名。
德罗先生有个实验室，他还讲授实验科学，他还重复他所谓的“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这个重要的实验以及我为之高兴的那个实验，那是我不久以后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这个实验也取得了成功。
因为这两件事在电学史上都有记载。
一个英国医生叫莱特，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对我的实验非常重视，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
听到这样的消息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我的论文。
著名的华生博士把曾经宣读过和从那时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与电气有关的论文做了一个简要的报告，在报告中对我推崇备至。
这个报告就发表在他们的皇家学会的会刊上。
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敏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就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把结果报给了皇家学会。
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一开始对我忽视的错误，后来对我十分优待，并且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没有经过我的申请，他们就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的会员，而且还决定豁免我缴纳按惯例要交的会费。
会费是25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我他们的会刊。
同时还给我颁发1753年高富力科普林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大加赞许，极力推崇。
上面提到的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丹尼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
在转交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言语十分客气热情，他说他对我的品德仰慕已久了。
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地的习惯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房间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劝他跟我结交，他们说我能给他最好的忠告，能够辅佐他使他的政途一帆风顺，因此他极愿意和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
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对宾西法尼亚州有很多好的想法，他说如果能使议会放弃长期以来对领主各项措施的反对意见，使领主和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都会有好处的。
能够促成这一局面形成的，他说，大家都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还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等等。
喝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席就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
州长就大喝了起来，酒喝得越多他的恳请和允诺也就更多了。
我对这个目的的回答是：感谢上帝，我的经济状况还好，因而也不需要领主给我这些恩惠。
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不能从州长那里得到任何恩惠，但，我和领主之间并不存在个人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提出来的公共措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一定会比任何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赞助。
我过去之所以会反对，那是因为领主所提出的措施明显是为领主个人的利益服务的，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我说我对州长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可以放心，我将尽我所能使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地顺利，同时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令来就任，这种指令是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在这点上他当时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是后来，在议会中处理事物的时候，领主的指令又出现了，争论于是就又出现了，我又积极投入了反对的那一面中，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领主指令通知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令的意见也是我写的。
这两个文件都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
但是，我们私人间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恩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
他是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他还被认为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在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论中他还服务过，每年拿300镑的年薪呢，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却没那么著名，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一流的。
州议会终于发现领主仍执迷不悟地坚持用指令来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令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妨碍。
因此州议会就决定到国王那控告领主，并且指定我做他们的代理人前往英国，提出请愿和进行活动。
州议会曾经提交了一个议案给州长，要州长批准给国王使用的60000镑（其中一万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动用）？
熏但是州长按照领主的指令坚决地拒绝通过该项议案。
我已经和莫里斯船长商量好了，坐他的船到纽约去，而且我的行李，还有食物等一些日常必需品都已经搬到船上去了，这时，罗登勋爵忽然从费城赶来，他告诉我，他是努力在州长和议会之间斡旋，使得英王的军务大事不至于因两者之间的分歧而受到阻碍。
因此他要求我和州长同他见面，他要听到双方的陈述。
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了各种论争，那些文件都是我写的，在州议会的记录中有记载。
州长也为他领主的指示辩护；他必须服从领主发出的训令，因为他曾允诺过，假如他不遵守的话他的一切也都完了。
但是，如果劳登勋爵劝他不遵守这些指令的话，州长好像也不是不愿意冒险一试。
可是劳登勋爵却没有劝他，尽管我认为我差不多都可以说服他了，但最终，劳登勋爵宁可催促议会作出让步顺从州长的意志，他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明他不能让英王分出军队来保卫我们殖民地的边疆，如果我们自己继续不做防御准备的话，我们的边境就必然容易遭受外敌的侵扰。
我把事情的情势报告给了州议会，向他们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议决案，在里面我申明了我们的权利，申明我们不会放弃这种权利，这一次为暴力所迫，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使用这种权利，并且我们对这种暴力提出强烈的抗议。
最后议会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另外通过了一个符合领主指令的议案。
这个议案州长当然给予了批准，这样我也可以自由地开始我的旅程。
但是，在我们会谈的时候，原先我要乘的船已经载着我的旅行用的东西出发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我得到惟一的酬劳就是劳登勋爵的几句感谢的话，而所有的功劳全都落入了他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