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桨，再加上红铅、秋石，也就是人尿、人乳、辰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泰昌帝在登基大典上的时候，还“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他还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100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
本来以为泰昌帝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
而朱常洛病倒的原因竟然是，刚一登基郑贵妃就立即向朱常洛进献8位美女，取悦于朱常洛。好色的朱常洛照单全收，由于****过度，八月初十日就病倒了。
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服后病益剧，连泻三四十次，才召阁臣方从哲待命。
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
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
朱常洛知道后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
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
光宗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
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结果第二天凌晨光宗就驾崩了。
原来红丸也就是红铅金丹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泻药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这就是红丸案的过程。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许多朝臣指出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与天启帝登基前的移宫案并称为明末三大疑案。
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红丸案的风波未尽，天启帝熹宗朱由校就在移宫案的宫廷斗争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刘飞儿也在这个时间穿越到了1620年的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