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人受到的压迫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他就会自我克制，被逼之下，只能表现得柔和一些。在土耳其，商人只交进口税，交完此税，就可以在全国畅通无阻。即使有人不据实报关，也不会没收其商品，更不会增加税收。在中国，如果货包不是商人的，那就不用打开接受检查[587]。在莫卧儿，走私商品只要缴纳多一倍的税收就可以了，商品不会被没收。鞑靼王公在亚洲各城市驻守时，几乎不征收出入境商品的任何税收[588]。日本企图禁止与外国的所有来往，所以便把走私商品定为死罪，在那里，走私行为[589]其实就是违反了国家安全法，而不是违反了商业法。
第十二节自由与税收多少的关系
关于税收存在着一条普遍的规律：臣民享有的自由越多，缴纳的税收就越多；受到的奴役越大，缴纳的税收则越少。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不论过去还是将来都会一直存在，无论是哪个国家，如英国、荷兰，以及任何即将失去自由的国家，甚至包括土耳其，都存在着这样一条源自大自然的规律。由于瑞士压根儿不征税，所以只有那里好像与这条规律相背离，瑞士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独特原因，而这些原因也正好证明了我所讲的有着一定的道理。瑞士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山陵国家，土地不太肥沃，生活必需品极为昂贵，瑞士人对大自然付出很多，一个人的付出就相当于一个土耳其人对苏丹的付出的四倍。
因为统治者民族始终统治着臣属民族，比如雅典、罗马这样的民族，所以他们根本不纳税。从他们享有自由的程度来讲，他们是帝王，并非人民，所以，他们也根本不需要纳税。
不过，普遍规律还在产生着效应。在政治宽和的国家中，自由可以作为过于沉重的赋税的一种补偿。在专制国家[590]中，则可以用交纳比较轻的赋税来对自由进行弥补。
我们看到，在欧洲的一些君主国家中，由于政府的性质，一些省份[591]的情况会比别的省份好一些，可是在一些人看来，既然那里的政府好，就理应缴纳更多的赋税，所以他们总是认为这些省份缴纳的税收有点儿少了，有些人竟然想把这种带来福利并美名远扬的政府取消掉。事实上，取消它还不如享用它更好一些。
第十三节什么政体适合增税
在很多共和国中，人民认为赋税都是缴给自己的，所以都很愿意纳税。出于政体性质的缘故，人民都有缴税的能力，所以增加赋税的情况适合大多数共和国。
在君主政体下，财富会因政体的宽和而增长，君主对法律相当尊重，所以就像是为了奖励君主一样，可以增加赋税。
在专制政体下，奴役已经达到了极限，不能再加重了，所以不能增加赋税。
第十四节政体关系着赋税的性质
从性质上来讲，奴役决定了要按人丁计税，自由决定了按商品计税，这是因为这种税与人身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
在专制政体下，由于其性质，君主只向民团[592]和朝臣分发土地，而不发放饷银，所以这里征收的赋税就比较少。君主如果发放饷银，那么按人丁征税则是最合理的赋税项目。这种政体是一种不公正的、极为残暴的政体，充满着弊端，无法为纳税人划分正规的等级，如此一来，这里的税额确定只有根据最贫困之人的支付能力，所以说，这里只能征收极低的赋税。
在宽和政体下，商品税是最合理的赋税项目。这里的商品税是由商人预先垫付的，这就相当于把这笔钱借给了买主，事实上还是买主缴纳了商品税。因此，这里的商人有着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国家的总债务人，而且是一切个人的总债权人。商人向国家缴纳了赋税，这个税终有一天买主会支付给他，这个商品税只是他先替买主缴付了而已。由此来看，在宽和政体下，自由精神充足，财产比较安全，商人就很愿意向国家预缴大笔税金，也就是说把这笔税金借给将来的买主。英国的商人只要购买一桶葡萄酒，就等于借出了五十到六十英镑给国家。而土耳其统治下的国家中，这种事情是任何商人都不敢做出来的。就算有人有这样的胆子，可是他的那笔资金不仅来路不明，而且极为不可靠，没有一点儿信用，这样一来他又怎能做得成呢？
第十五节滥用自由
如果自由具有极大的益处，它就会被有些人滥用。宽和政体有着卓越的政绩，所以宽和就会被有些人丢弃。征收的赋税过多，就会有人希望征收更多的赋税。这件礼物是自由献出来的，但是，有的人却忘恩负义，去追求没有任何奉献的奴役。
赋税因自由而走向过重，而奴役则因这过重的赋税而产生，如此一来，赋税也就减少了。
在亚洲，帝王每年都会颁布敕令，将帝国某个省份的赋税免除了[593]。只要某个行为能体现他们的旨意，就等于在向人民布施恩惠。然而，在欧洲，君王的敕令始终只关注君王的需求，而绝口不提人民的需要，所以敕令还没颁布，就让人担忧发愁。
在这些亚洲国家中，大臣们基于政体原因，更基于气候原因，都懒惰得令人发指，如此一来，人民就不会时常受到不断增多的要求的压迫，这对他们而言则变成了一件好事。这是因为，没有新的计划，就不会增加支出，就算有时会出现新的计划，这计划也是即将完成的，而不是刚刚开始的。统治者不愿经常折磨自己，于是就不再折磨人民。然而，在欧洲，我们一直都知道要做一些事，却始终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所以在财政方面，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规章制度。
现在在我们这里，所谓的良相只是一些善于玩弄心计和诡计多端的人，而不是那些善于管理国家收支的大臣了。
第十六节穆斯林的征战
由于被穆斯林征服的国家[594]都有着极为沉重的赋税，所以他们才能在征战中接连取得胜利，而丝毫没费多大力气。人民宁愿接受单一的税制，这样容易缴也容易收，也不愿任凭贪得无厌的皇帝们变着法子去百般压榨，无休无止。人民宁愿向一个野蛮民族屈服，也不愿在一个已经腐败的政体下忍受自由的所有缺陷，何况这里的自由早就消失殆尽了，现实中的奴役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惧。
第十七节增加兵员
欧洲流行了某种新的疾病，也感染了君主们，他们就绞尽脑汁，使劲儿地增加兵员。假如病情一再恶化，就肯定会传染。如果一个国家增加了兵员，那么别的国家也会效仿，突然增加兵员。如此一来，大家都占不到便宜，只能全部倒霉。犹如臣民们已经走向灭亡一样，所有君主都让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军队做好充分的准备，等待敌人。所谓的和平就是这样一种大家都竭尽全力彼此制衡的状态。因此，欧洲变得一穷二白，所有人都无法维持生计，就算是富得堪与欧洲三大最富国家相比的人也不能。就算我们拥有全球的财富和商贸也无济于事，日子过得仍然相当困难，过不了多久，因为增加了大量的兵员，我们就会像鞑靼人一样[595]，除了士兵将一无所有。
大国的君主差不多一直在浪费金钱，他们并不只愿购买弱小国家的军队，还要倾其所有去周边收买同盟。
这样一来，赋税必然会被无限地增加，而且以后还没有补救的办法。他们索性连本钱都拿了出来，而不再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开支了。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和平时期，有些国家就拼上了老本，他们毁灭自己的手段非同一般，极为别致，就算是最放荡的败家子也无法想象这些手段特别的程度。
第十八节免除赋税
每个君主政体国家都应该采用东方各大帝国免除受灾省份赋税的规定。在一些国家中，由于君主不愿改变原来的税收，他们虽然采用了这条规定，但免除赋税所导致的空缺只能由全国上下出钱填补，所以赋税的免除反倒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些村子纳税出现了困难，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增加那些境况好一些的村子的赋税，这样一来，不但没有让困难的村子恢复元气，还让情况好的村子陷入萎靡。人民于是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纳税，就必然会被增加赋税；如果不纳税，就必然会受到欺诈，人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必然会在第一项开支中预设一笔款项。对于个人也是如此，为了应对意外情况，就不能把土地的收益全部消费殆尽，否则就会因无力应对突发事件而破产。
为了不让全村的居民联合起来弄虚作假，就要采用让他们联保的办法，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办法很有道理[596]。然而，我们不能只凭猜测就去制定不公正的且对国家财力有损害的办法，不是吗？
第十九节对君主和人民最适合的是包税还是直接征税
亲自管理直接收入不但省钱，而且有条理，是一个当家人治理家庭的有效办法。
让包税人征税，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攫取利益，从而使国家日渐贫穷；如果君主能直接征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或是人民的需要，来决定加速征税还是延缓征税，而且还能省下那笔包税人的巨额收益。如果君主直接征税，就不会有人暴富，人民也就再也不用因此而伤心难过了。如果君主下调征税，税金会因为过程减少而直接进入君主的手中，迅速地被用于民生。让那些贪婪的包税人征税，他们就会强制君主制定很多恶劣的法规，这些法规看上去似乎对眼前有益，事实上为将来埋下了极大的祸根，如果君主直接征税，人民就不会再受这些恶法之苦了。
包税人虽然不是立法者，但他们能以各种理由逼君主制定法律，他们在君主面前其实就是独裁的霸王，因为富有的人向来主宰着他人之命运。
让包税人去征收一些新的赋税，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利的，我承认这一点。包税人受利益的驱使，往往会想办法去偷税漏税，这些办法是稽征人员万万想不到的，于是就不得不想办法和窍门去防止偷税漏税。如果征税办法被包税人确定下来，那么国王直接征税就不再困难了。英国现在正是借鉴了包税人的办法来管理消费税和邮政税的。
共和国家的收入差不多都是直接征税得来的，而罗马政府的缺陷之一正是采用了与此截然相反的做法[597]。一些专制国家也实行直接征税的办法，最好的证明就是中国和波斯[598]，那里的人民享受着无穷无尽的福利。而在一些国家，君主则把海港和商业城市包给了包税人，这些国家才是最不幸的。包税人的危害在每一个君主国的历史上都数不胜数。
尼禄有一个极为宽大的计划，想把所有赋税都免除掉，因为他非常痛恨包税人的榨取行为，不过这个计划却不能实行。他下了四道诏令[599]：一、公布制裁包税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在过去是隐秘的、不能公开的；二、对于本年度出于粗心大意而没能征收的赋税，包税人不能追究索要；三、设置对包税人征收与手续不符的税收进行裁决的裁判官；四、商人不用缴纳任何与船只有关的税金。在尼禄皇帝执政期间，这段日子是非常美好的。他丝毫没想到直接征税的办法。
第二十节包税人
包税人是一种盈利性的职业，很容易发家致富，如果因此而变成一种光荣的职业，那么，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在专制政体国家中，征税通常是省督的一项职责，所以在那里这或许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共和政体下就不是好事了，因为罗马共和国正是因此种做法而毁灭的。在君主政体下，这是与君主政体精神极为背离的，所以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在其他政体国家中，荣耀不再受人关注，没有人再能有效地采用缓慢而自然的办法去出类拔萃了，政体的原则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所以他们都非常痛恨包税人。
这种非常不光彩的致富事件在过去发生过很多，五十年战争这场灾难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而发生的。然而，尽管这种财富很卑劣、很可恶，但还是有不少人对之称赞有加。
任何职业都有它的追求目标，钱财则是收税人的追求，而且对钱财进行嘉奖也是使用钱财。显耀和荣宠则是贵族的追求，在他们的眼中和心中，只有显耀和荣宠才是真正的财富，除此之外，任何东西都不是财富。尊敬和崇拜是那些日日夜夜勤奋工作为帝国谋福利的大臣和官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