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实行布尔什维克党一党专政几十年，其党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在以党代政作风的引导下。政治权力的因素一直处在领导者的地位。而那些较为专业的经济工作者，则是处在一个被支配、被领导地地位上。这些经济工作者维系着整个苏联的国家经济发展。但是在政权上却没有什么发言权，长此以往，这些人的心里必然淤积了强大的不忿，但是由于国家体制的问题，他们不敢说话，甚至不敢发任何牢骚。而就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地新思维改革到来了，他提倡人性化、民主化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并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合二为一，来了个双手齐放的大撒把。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布尔什维克党官僚体系，迅速发生蜕变，一个以党内政治精英为主的党政官僚集团与一个以经济工作者为主要力量地经济官僚集团很快形成，而随之发生地，便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团机构的彻底分裂。
在经济与政治地角逐中，政治是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而在苏联这个地方，这一点体现的尤为突出。百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就曾经有过对俄国的专门论述，在他们口中，俄国的社会形态被称之为“半亚细亚社会”，而所谓亚细亚社会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除了当权阶层与被统治之外，缺少一个必要的中间阶层，也就是少了中产阶级那一说。这一特点是很危险的，它意味着国家的两种发展道路，一个是集权，一个是动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当年的导师列宁，显然意识到这一危险，他采取过措施，力图扭转这种局面，但是很可惜，他的新经济政策实行时间太短，而他的接任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于是列宁故去之后，新经济政策被废除，刚刚展露萌芽的那一批中产阶级，很快被连根拔除。经济因素在刀枪的胁迫下，踏着一路血泊，重新回到了受政治支配的道路上。
此后，风风雨雨几十年，苏联的大批经济精英表面上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大权，可实际上，却一直处在被支配的地位上，他们像耕牛一样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流汗卖力，但是所得的，却仅仅一把干草，至于说大部分的收获，则被政治官僚集团所掌握。至于说影子经济的出现，则是在这种环境下必然会诞生的一个衍生物。
无论是挈尔年科还是安德罗波夫，他们都听到了来自经济层面的反对声，这种声音很强烈，令整个苏联的国家体系都为之震动，因此他们推行改革，但是却不敢动摇以政治经的根本，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会出大问题的。因为政治官僚集团的特点是“**”，而相比之下，经济官僚集团的特点便是“贪婪”，**的蔓延需要依靠关系网络逐渐的侵蚀，而贪婪的蔓延则不需要任何媒介，因为它会吞噬。
挈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的改革收效不大，但是在一手打击**，一手力压经济官僚的措施下，苏联的经济在短期内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可就应了那句话，精明的人活不长，挈尔年科与安德罗波夫两人当政时间太短了，他们那病秧子的身材扛不住硕大的脑袋，最终还是在短短一两年内相继倒在了岗位上。经过连续两任领导人的更迭，苏维埃中央意识到一点，那就是选领导人千万别选脑袋大的，他们活不长啊，因此呢，小脑袋的戈氏就被推上了台。
此后一切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刚一上任的戈氏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许是对勃列日涅夫给自己颁发勋章的做法不满，戈氏将目光投向了国外，他要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来告慰平生。于是，短短几年时间，**的政治官僚集团失去了对贪婪的经济官僚集团的有效控制，大批脱身经济官僚群体中的政治家，抑或是受经济官僚集团支配的政治家窜到了前台，他们一手举着“民主自由”的招牌，一手拿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匕首，面色狰狞的扑向了压迫他们几十年之久的老冤家。至此，局势彻底失控，摆脱镣铐束缚的经济因素开始鸟枪换炮，稀里哗啦的将政治力量砸了个粉碎，像霍多尔科夫斯基之流，他们就是在经过了这一场演化之后脱胎出来的，他们与其说是几个经济巨头，不如说是经济官僚集团的代表抑或是核心人物，而失去了集权控制的政治官僚集团，再也压不住他们了，至少在下一个集团团体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够镇得住他们。
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的论述，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铁一般的论证：俄国，要嘛集权，要嘛动乱，没有另一条路可走。
而郭守云在想明白这一切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便是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能让经济的权力凌驾于政治至上，因为放开对经济力量的控制，那就等于是人为地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那一股来自九幽地狱的吞噬能量，这股能量的危害远过于蝗虫，他们扫过地的地方，别说是枯木腐草，就连一块碎石也剩不下。
四个半小时的思考之后，郭守云提起笔，在一沓整整齐齐的稿纸上写下了一段长达两万七千余字的论述。老实说，之所以写这段论述，郭守云纯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就是这心血来潮时一挥而就的简要论述，也没有得到什么面世的机会，因为在这区区的不到三万字里，涉及到了太多的人物，太多的内幕，所以，这份手写的稿件便在若干年后，进入了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的秘密档案库里，历史留给世人的，仍旧是一纸空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