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辨是非得失，一字见义，细致入微，像五陨石六飞鸟，具体详尽；再如稚门先于两观，谨从规制；而《春秋》五例，更是标新立异，寓意深远。
《尚书》看似聱牙混涩，理顺即见通畅。《春秋》貌似简单易懂，深究愈感隐晦。
这正是经书的特色：表里不一，深浅不俗。树木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经书辞约旨丰，才能广泛适用。所以，经书论述的虽都是陈年旧事，但蕴含的却是恒久真理，故可以日新月异。
但凡经书典籍，后继学者何时阅读参悟都不为晚，而前辈圣哲何时著述弘扬都非争先。
圣经宝典，如同泰山，化生云雨，滋润大千；亦如黄河，沃野万里，苍生蹁跹。
若言能够论述文化发展次序的根本规律，《易经》首当其冲。追寻相关政治性的昭告、策论、奏章等模本，《尚书》开辟先河。
凡追溯歌赋、诗律、曲调的源头，《诗经》舍我其谁。而像铭文、墓志、箴言、祝词之类的规格样式，《礼经》当之无愧；再像记录人物、事件或历史性故事的编年、记传以及褒贬、扬抑等体裁或笔法，《春秋》堪称标杆。
所以说，这五部文化经典，如同灯塔一样，指引航向，启程远方；又像百舸争流，承前启后，终归大海。
凡后学者，以五部经书为榜样，博学钻研，附庸风雅，如同采石铸铜，恰似煮海为盐也。
至于文化之所以要崇尚
“五经”，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即：“六义”。一是情真意切而不偏颇执拗，二是风清气正而不阴秽芜杂，三是名副其实而不玄虚怪诞，四是义正辞严而不歪曲刁钻，五是简约合体而不无拘无束，六是文采飞扬而不过度侈繁。
杨雄（字子云公元前53-公元18年）评价
“五经”含义，比喻为把玉石雕刻成器物。文化须依傍德行才能历久不衰，而德行要依靠文化才能光大恢弘。
在孔夫子倡导
“文辞、德行、忠诚、信义”这
“四教”中，之所以把
“文辞”放在首位，亦如采石选玉，只有文质相得益彰，才能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如果说磨砺品行、建功立业必须要学习圣贤大德，那么秉文含章、著书立说又怎能不钻研文化经典啊。
所以说，楚辞太过艳丽而汉赋极度奢靡，如此本末倒置的流弊已经积重难返，若要回归正道，必须固本清源，而
“崇经”则是必由之路。总而言之：凡讲授
“三才”存生道理的文章，古典经书最为精辟至真。在古典经书之中，
“五经”分类施教，融汇了先贤哲思，文质奥达深邃，智慧光彩矍铄，堪称优秀文化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