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伊始，汉高祖诏令“敬祭群神、祷祠如故”，于是举国上下，凡祭祀制式，一律肃穆森严。然而，在具体形式内容方面，自汉文帝之后，自上而下，一边追寻儒家礼仪章法，一边崇尚道家方技巫术。例如汉武帝时，凡遭遇天灾人祸，宫内祝文改为秘而不宣，其实质上显然不可能是商汤“万方罪己”的祈祷，十有八九变成了嫁祸他人的诅咒；另外，皇宫中还曾经特招童男童女一起击鼓除病祛邪，其本质就是越地神汉巫婆惯常敬鬼求长寿个那一套罢了。时至于此，远古祭祀的形式内容都已经变了味道，甚至开始走向了邪路。据传说黄帝曾经针对白泽兽写过“祝邪之文”，在这一时期人们便混同东方朔的“骂鬼之书”，将一类善于谩骂诅咒的文体，都归入了祝辞之中。其实，唯有曹植的《诰咎文》，才是符合祭祀时规范性的诅辞啊。
按照《仪礼·少牢馈食礼》记载，祭奠死者时的祝词，主要于祭祀之际，由担当“太祝”的官员，用以告知死者前来享受生者奉献的祭品。到了汉末及曹魏时期，在祭奠逝者的祝词里面，还夹杂着对死者生前德行的赞颂，像这种“赞”应属于祭奠祝文的延伸吧；另外，在汉代帝王将相的陵墓中，隶属祭祀祝辞的还有一种“哀策”。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妃子盛姬死后，便有“殇祀而哭、内史执策”。那么像这种用于祭祀的策，本来是记录赠送祭品的情况，后来竟然写上了表达哀思的文字。其实，原本就有一种用来追悼逝者、表达哀思的文体，称作“诔”。所以，作为祭祀祝文中的哀策，本应是告知天地神灵的一种物件，竟然拥有了告慰人间生灵的一个“诔”脑袋和一个“颂”躯干，岂不是祝辞的本末倒置吗？只是若溯本清源的话，汉代太祝在祭祀时的哀策，应当属于姬周时期祝文的延续吧。
毋庸置疑，凡用于拜谒神灵祖宗的文理词章，不但都要虔敬诚实，更要求必须问心无愧啊。所以祈祷文，贵在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祭奠文，则不仅要恭敬诚实，更需要充满哀伤。这就是“祝”，作为一种文体，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起码要求吧。由此，班固的《涿邪山祝文》应是祈祷文中“诚敬”的典范，而潘岳的《祭庾妇》则是祭奠文中“恭哀”的楷模。
综上所述，通过例举祭祀性文体中不同种类的杰出作品，关于“祝”的大致形式和具体内容，即刻一目了然也。
那么何谓“盟”呢？在《释名》（作者刘熙字成国北海人生活于东汉桓帝灵帝间曾师从郑玄）一书上，是如此解释的“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若结合具体仪式解释就是：在祭祀神明的仪式上，一般须用珍贵的祭器盛上红牛耳和白马血献祭，而主持这种仪式者，所要郑重宣读的文辞就是“盟”。远在夏、商、周三个王朝时代，并没有盟誓的仪式，在类似情况下，只要有一种公开化的约定之后，便可以保证如约实施了。进入姬周时期，尤其当礼乐开始败落之后，反而盟誓愈来愈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要挟性的契约盟誓。所以这一阶段，在会盟仪式上，前面首先出现了鲁国曹沫，持刀胁迫齐桓公；而后面便有了赵国毛遂，按剑要挟楚考烈王；甚至在秦昭襄王与南夷盟誓时，竟然还写上了“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类似儿戏的约定。于是，待到汉高祖分封诸侯时，还出现了“使河如带，泰山若厉。”这样内含诅咒的《封爵誓》，也就见怪不怪了。然而，任何信誓旦旦的“盟”词，只有共同坚守道德仁义，才有可能善始善终；如果道德败坏、仁义丧失，任何形式内容的盟誓，都必定属于欺人自欺的蒙蔽骗术而已。所以任何国家民族的兴亡更替，都在于事在人为的是否符合道德仁义的中正典雅，而与海誓山盟没有一丁点关系。例如：汉未臧洪讨伐董卓的《酸枣盟辞》，曾经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气贯长虹啊！而晋代刘琨的《与段匹磾盟文》，也写得肝胆相照而又坚贞不渝，但他们的盟誓没有挽救东汉与西晋的灭亡，反而当初一起盟誓的人们，却反目成仇。所以说，若言不由衷且言而无信，“盟”又有何用呢？
单论“盟”这种文体，书写时必须要说明所处背景的轻重缓急，务必坚守仁孝节义的道德准绳，需要用同心同德、同生共死，来祈祷神明监督，并请求苍天作证。因此书写“盟”时的态度，必须诚实真挚，其文理词章，唯求恳切感人。这样才是“盟”的大概内涵吧。由此可见，这种文体其实并不难写，而难在言行一致，尤其难在落实到行动上面。毋庸讳言，在此特别忠告今后举行盟誓的君子们，务必以历史为鉴啊！还是坚守忠信节义的道德自律吧，不要妄想单凭“祝词盟誓”就能得到天地神灵的惠顾垂青啊。
总而言之：祝盟遵循的本则，就是“心意恒敬、智慧甚明”。只有虔敬诚实，才会肃穆庄重，也才能够写出感人肺腑的词句篇章。晋代以来，祝盟文策，华而不实，徒有绚烂色彩；他们若是真心渴求幽冥神灵的垂青惠顾，首先要无愧于天地祖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