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黄初（公元220-226年魏文帝曹丕年号共计7年）前后，社会崇尚名家和法家，热衷以名责实，所谓“信赏必罚”蔚然成风。因此，傅嘏（公元209-255年字兰石或昭先北地泥阳人）和王粲的论文，辨别名实道理，十分严谨缜密。到了正始（公元240年-249年4月曹魏君主曹芳年号共计10年）初年，社会氛围鼓动复古文化，表面上贯彻正经名实，实际上只是照本宣科，本质上已经虚伪至极。因此何晏等人专注谈玄论道，玄学风气逐步炙热起来。于是，老聃、庄周的自由玄虚学说尘嚣其上，与孔孟之道分庭抗礼，并且难分仲伯。详细比较这一时期的论文，譬如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他们不仅师承经典，而且内存独到见解；不仅隶属脱颖而出，尚且文体极其精道。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的作品堪称论文中的精英和奇葩。另外，像李康（字萧远三国魏中山人性耿介不合流俗）的《运命论》，虽类似王充《论衡》中《逢遇》《累害》《命禄》等十余篇的内容，但文采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摹仿贾谊的《过秦论》，虽然没能超越他，却依然是优秀作品啊。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思想敏锐的近乎神奇，而王衍、裴頠等人的作品，在“有”与“无”的哲学思辨方面，不但名噪一时，而且扬名后世。然而，单论“有”与“无”的争执因果，坚守“有”者，止步于外在形式上的功用得失；坚守“无”者，迷恋寂寞聊赖下的自由自在。他们针尖对麦芒，偏执争锋，莫终于是，其实都不属于论经说道的光明大道。因为像他们那种苦思冥想的样子，尤其是穷极一生钻研不止的玩意儿，难道追求的就是皈依佛学智慧极致的境界吗？东晋偏安江左，朝堂上下，究其言论所及，唯剩下老庄玄学而已。这里面虽然出现了点滴新奇话语，亦不过都是老调重弹罢了。
除却上述论文内容格调之外，再有就是张衡的《讥世论》，其言语口气，更像嬉戏搞笑；而孔融的《孝廉论》，也只是戏说嘲弄一番；再有曹植的《辨道论》，简直就像照抄书本。类似这样一些态度根本不端正，完全属于不正经的言论，只是貌似论文而已。
罗列和浏览上述论文体例之后，再看论文一般必须要讲究的中正，就是针对某一方面道理，任何能够称得上是“经说圣言”者，都要给予十分明确的是非、曲直、对错、善恶、得失、优劣的评价。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对于道德知识的规矩方圆，必须给予穷极思虑、探幽访微、由浅入深的刻苦钻研，也就是事前要做到心中有数；其次，对于抽象空洞、晦涩难懂、深浅不一的言论说辞，努力做到相互印证、触类旁通和深入浅出。由此创作的论文，亦如编制捕捉思想精华的渔网，又如制造衡量世间万物的秤砣，故有疏而不漏的妙用，更有举重若轻的功德。所以论文，贵在圆润通达而干净利落，切忌支离破碎而枝蔓丛生；贵在严丝合缝而滴水不漏，忌讳固执偏颇而挂一漏万；贵在运筹帷幄而防患未然，禁忌疏忽大意而授人权柄。所以说，书写论文如同劈柴，不但要明确树木的纹理和品性，还要量力而行。因为劈柴时，刀斧锋利而身强力壮者，可以不顾木质纹理，拦腰将其斩断。所以有一些善言狡辩者，尽管离经叛道，一样可以舌如巧簧，不但振振有词，并且头头是道。像这样的论文，即便缜密乖巧，如若查验其始终轨迹，必定虚妄不实而祸害四方。因此，所谓“仁义君子”知识通达的必定是天下人性共同的心愿和志向，又怎能歪曲事实而杜撰违背伦理道德的论文呢？至于专注于诠释经典字词的论文，虽然通常都看似支离破碎，其实把他们聚合起来，只要与原文宗旨不离不弃，仍视为论文体例吧。比如秦延君（名恭西汉学者）仅是注释《尚书•尧典》的“尧典”二字，就用了十多万字；另外，还有一个朱普（字公文西汉学者）解释《尚书》，其字数超过了三十万。如此繁琐的注解，不仅让通达学者厌烦不堪，更让所有读者望而却步啊。然而，例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注释不但简明扼要，而且义理通达精妙，应是这一类文体的杰作和榜样。
何为说呢？说者，悦也。在《易•说卦》中，兑为巫为口舌；由此，引申“说”的本意，就是借助言语来打动别人，或者用语言取悦对方。毋庸讳言，从来过度取悦别人的话语，一定变得虚伪不实啊。所以《尚书•舜典》记载，舜帝不但对于阿谀的言行十分厌恶，而且特别警觉，并给予严加防范。若举例说辞的典范，像伊尹因论说烹饪调味，一举功名殷商；而周初姜子牙的巧言钓鱼，更是威名四方；再有烛之武的说服秦穆公，得以保全郑国；还有端木赐的怂恿齐攻吴国，侥幸鲁国避祸。置身战国时代，列国图存争雄，所谓巧言善辩者，如同雨后春笋，不但拔地而起，而且层出不穷。所以乱世枭雄争先恐后，其中阴谋诡计无不使用到极致，甚至于勾心斗角唯恐措手不及。譬如鬼谷子《转丸》专门传授说辞之乖巧机智，而其《飞钳》谋求阴谋阳谋更加精道微妙。于是乎，一人之诡辩，重于九鼎七簋之宝器；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甲胄之雄师。所以才有那会儿独特奇葩的历史人物，例如苏秦腰缠六国相印，只因连横抗秦；而像张仪落袋秦王五邑，仅为远交近攻。汉朝稳固之后，辩士说客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前有郦食其被齐王田广烹杀，后有蒯通险些投入刘邦汤锅。朝堂之上，尽管还有陆贾辩说威名远扬，张释擅长附会迎合，杜钦巧于察言观色，楼护乐于鼓动唇舌。但是，像他们一伙人只能屈伸帝王玉阶之前，行走于王公大臣坐席之间，只能够敷衍趋势而随声附和，没有谁胆敢于逆流争锋，更无力于扭转乾坤了。
依据上述历史事实可知，“说”贵在事随境迁，不但要察言观色，而且还要随机应变，更必须审时度势以便于张弛适度。但是“说”不仅仅指鼓动喉舌，也包括文笔书写。例如范睢的《献书昭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都是慷慨激言而直抒胸臆，虽然违背帝王意愿，反而功成名就。这就是“说”这种文体在上书进言中的最佳典范了。至于其他，如西汉邹阳劝说吴王以及上书梁王，因为言语委婉而情真意切，虽然身处逆境，却有惊无险。又如东汉冯衍进言鲍永和通信邓禹，不但事实不清而且不分轻重缓急，虽然用心良苦，却备受冷落。所以，“说”不管属于言辞话语或者就是书写成文，其关键在于应急务实，并且需要合情合理。只有深谙“说”的环境条件和关键因素后，才有可能进退自如，“进”可以功成名就，“退”能够畅怀自在。除外一些特殊情况，像故意欺骗迷惑敌人等，通常的“说”务必恪守“忠”“信”的品德。因为唯有披肝沥胆的话语和机敏洋溢的文辞，才是这种体例的根本啊。然而，关于“说”这种文体，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指出：“说炜晔以谲诳。”（大意是：用漂亮话达到欺骗目的）像这样一类的宣教，实属谬论，必定误人子弟啊。
总而言之：一般言谈话语必须要有理有据，专门讲述理由和特别说明依据的就是论说。谈天说地无极限，大小远近有区间；阴阳莫测有似无，神出鬼没隐如现。若问论说何所用，恰似飞钳锁喉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