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起码唐尧、虞舜时代，在帝王与大臣之间，凡探讨政治事务，都还是面对面的口头交谈。进入秦朝和汉代，君臣或王侯之间，以往的当面对话已经变成辅助手段，主要交流方式被称作“上书”的奏折所替代。因此在当时，凡是递交皇帝的书面材料，无论谈政治、提建议还是通报紧急情况或者告状控诉等，一概统称为“奏”了。
何为奏呢？“奏”的本意就是“进”，而且特指自下方往上方递交的样式。上书成为“奏”，起始于秦朝，当时因为崇尚法家的治国方略，所以奏折内容偏重于简单实用而缺乏文采。像王绾（出生去世历史记载不详任秦国丞相位在吕不韦与李斯之间）的《奏勋德》，言辞质朴而叙事明快；而李斯的《奏骊山》，虽是汇报工作进展，但却没有一字多余，只有开门见山！貌似言简意赅，毫无炫耀辛苦劳顿之矫情，事实上一切功劳业绩、宏大工程和惊人成果，不仅一览无余，尚且历历在目。通过这两篇文章，秦朝的政法体系，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缺乏温和、仁慈、雅量的本质特征，即可窥见一斑。
进入汉代之后，“奏”也被称为“上疏”，内容上开始偏好儒家的中正典雅，其义理不但频繁出现于优秀作品中间，而且文辞亦多见博雅华丽色彩。譬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不仅情真意切，而且文辞舒畅。由此可见，“奏”这种文体发展到西汉时，不仅被大家完全掌握，并且能够十分灵活地运用了。所以东汉时期，文人雅士只有在庸常偏颇的奏折中，时而涌现出来一些妙思嘉言。例如杨秉的《因风灾上疏谏微行》，其耿直敢言近乎犯忌不讳；陈蕃的《谏封赏内宠疏》，其诤言铁骨足以振聋发聩；张衡的《表求合正三史》《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禁绝图谶疏》等，其匡正史录可供比较借鉴；蔡邕的《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其国事建议如同指点江山。像这样一些作品，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了深厚渊博、中正儒雅的知识理念，根本在于当时具备了风清气正、光明磊落的文化氛围，所以他们才有能够如此敢作敢为。
曹魏时代，文人荟萃，因奏折而闻名者，依然层出不穷。比如高堂隆（复姓高堂名隆字升平三国魏明帝时官至光禄勋）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都堪称恪尽职守而慷慨进言的杰作吧。
至于晋代，可谓多灾多难，司马氏朝廷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在这期间，像刘颂（字子雅西晋惠帝时吏部尚书）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畅谈古今故事可谓言语殷切；温峤（字太真东晋文人成帝时骠骑将军）的《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劝诫奢侈言论格外务实恳切。所以，他们两者的作品，都属于精忠为国而又言语诚恳的奏疏典范吧。
综合上述，奏作为一种文章体例，其根本特征就在于态度鲜明和立场公允，并且还要诚实笃志。论其创作的首要难点，其实在于思路能否始终通达以及辨析是否保持自然流畅。若能做到如此程度，不但要有意志坚定，还必须能够务实求真；不但需要学识渊博，还要能够旁征博引。究其根本，就是通过融汇古今和刻意去繁就简，于据经穷理之中，最终达到“上书”的预期目的。这才是此类文体之所以存在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