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篇籍为何会出现口吃一样的行文缺陷呢？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刻意追求字词文句的新奇、怪异或乖巧，从而忽略了阅读吟咏的拗口艰涩。
若要根本克服类似的弊端毛病，其实并不困难，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办法：“如果左侧字句有障碍，就从右边理顺；如果下句有问题，就从上一句更改。目的是阅读文章时，务求声音出于唇齿之间，并入于耳鼓之中，不单纯是朗朗上口，并且还要清晰悦耳。”通常情况下，文章声音节律的好坏，通过吟咏阅读，即刻就能够判定出来。
而且影响这种判定好孬效果的源头，其实仅仅在于具体的字词文句如何发音而已，也就是在阅读之中，整个句子在阴阳顿挫的音节声律上，和谐押韵的是否像音乐一样。
在音乐领域，不同音调之间若能够搭配的悦耳惬意，也就是所谓八音和谐了吧。
但在作文成章方面，所谓
“合仄押韵”，就是一个或多个相同或不同句首、句中、句末的字或字词，他们彼此之间交相呼应的音调清浊，一旦阅读出声的节拍韵律，必须像音乐一样美妙动听。
所以说，一旦懂得了语调押韵的作用后，也就不难刻意选择或派遣韵律和谐的文字吧；同样，一旦明白了和谐的价值意义，也就不难剔除不协调的字词句子了。
据此而论，文章写作的难点和高度，并不在于是否有奇思妙想，或能否达到巧夺天工，而在于整体上真正达到和谐一致。
文学创作之中，所谓
“连词造句”的难度及其关键，就在于行文中的字词语句，究竟能够使整体
“和谐”程度可以达到何等精致而已，而不是只注重像句尾能否押韵的单方面因素上面。
自古以来，相关文章在音韵声律方面的是非曲直，尽管意见纷繁，也难免各执一词，但总括大家意见，大致归类的焦点，就在和谐与押韵的问题上面。
在古代时，若找寻和确定五音的音域，譬如当以宫音定调乐器龠时，需要像司马迁《史记•律书第三》所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就是要依次钻孔定音，才能找到合乎中正典雅规范的基础音调。
而在使用琴瑟时，却需要不断调节弦柱的松紧，来找准声音基调，方能达到旋律的和谐。
而曹植和潘岳的作品，就如同乐器龠一样，不但出口成章，而且旋律自然，并能合乎中正和谐的规矩方圆。
另外，陆机和左思的作品，尽管也光彩照人并脍炙人口，但却如同琴瑟一般，难免有人工调弦的痕迹。
至于其他人物的杰出作品，在声律特色方面的得失是非，大致以此类推吧。
如果追溯《诗经》中音韵节律的使用，他们中大部分都属于简洁明快的旋律。
到了《楚辞》时，源于楚地语言因素，导致音韵失序而节律繁杂。西晋张华在论说韵律的文章中，就曾指出陆机作品取法楚地楚音的特色。
而陆机在他的《文赋》中也曾感叹过，使用楚韵写作的艰辛困苦。所以像陆机一样偏爱屈原《楚辞》异音乖调者，往往会失去了《诗经》音域的中正典雅。
其实在文章中间，所谓和谐押韵，就是一方面要让语气顺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自然流畅；与此相反，所谓佶屈聱牙，如同凿圆孔而置方榫罢了。
所以说，作家在文章写作中，涉及到音韵声律方面问题，如果懂得并避免
“圆孔方榫”的比喻，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毛病。至于那些已经精通音韵的作家，他们不但可以灵活运用文字节律，使其自然流畅，并且还容易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
然而，像不精通声律的作者，在使用字词文句时，有的只管随遇而安，恰似风吹孔窍，偶或也有天籁之响吧；而有的亦如南郭先生，虽不懂得乐谱声律，也一样能够吹竽有声。
再者，像古代名人雅士，一般身上的佩带玉器，必须左边符合宫声，右边切中徵声；这样走起路来才能
“金声玉振”，如此即显得稳重和谐，而又不失礼数。在崇尚典雅中正的礼仪制度之下，走路的动静尚且有过如此精致要求，像事关千秋大业的文章篇籍，其声律韵致又怎能掉以轻心而粗心大意呢？
总而言之：凡文章，在情志气度上，务求高瞻远瞩，更不避讳气吞山河，但在音韵节律方面，唯有自然圆通和平易近人，方显英才豪骏本色。
管弦乐器，即便音准位正，若演奏出来美妙和谐的旋律，尚需有鼓唇摇舌或弹弦轮指的技巧本领。
通常斟酌调节声律，如同腌制酸梅，贵在均衡适度；一般钻研音韵效果，如同榆槿汁液，难得润滑畅快。
所以，大胆剔除不和谐音符，遵循坚守中正典雅的自然韵味，这才是文章声律的根本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