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至今，凡能够被吟咏颂唱的优美感人，必在于音节声律的和谐一致；而文章篇籍的美妙动人，必在于字形语义的饱满深邃。所以书写文章，必须要高度重视文字的选择使用，通常情况下都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所谓“避诡异”，就是禁忌使用怪诞诡异的字词。例如西晋曹摅有过这样的诗句：“岂不愿斯游，褊心恶讻呶。”其中“讻呶”两个字颇显突兀，甚至一下子损害了整篇诗的美感。类似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并且超过两个字以上，那么整篇文章便不堪入目了。
所谓“省联边”，就是避免相同偏旁的字体排列使用。例如描绘山川风貌，难免都会用到带有“山”“水”偏旁的字词，如果确实无法避免时，最多连用三个，若超过三个以上，必定显得邋遢，如同编排字典一样。
所谓“权重出”，就是权衡相同的字是否有必要重复出现。像完全相同字的重复使用，在《诗经》《离骚》中，已经司空见惯，只是近代这已经转变成了一种忌讳。其实，如果属于有必要的重复，即便犯忌，仍然可以大胆使用。近代诗文大家，动辄下笔万言，却经常窘困于某一个字的选择，并非他们字词匮乏，而是因为完全避免重复，实在太难了吧。
所谓“调单复”，就是根据笔画多少来调整字词的排列。一般情况下，若将笔画少的总是排列在一起，必定显得单薄，像弱不禁风；若将笔画多的总是簇拥一堆，则会明显臃肿，似肤肿虚胖。所以说，真正善于斟词酌句的作者，必定还会在意字形疏密的结合，努力追求一种如同串珠般的视觉完美。
如上四条注意事项，虽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会遇到，也不是都必须谨小慎微。但是，作为文章修辞的通则，还是需要了解而有备无害。
自古至今，文集浩瀚，书海辽阔，尤其经书典籍，其中字形音义，往往佶屈聱牙。再者，像古代作为文化载体的简牍帛书，他们或被虫蚀剥落，或被散乱缺失，更加之再三传抄，由此导致的错认误读，实属难免。例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曾把《诗经•周颂•清庙之什•维天之命》中“於穆不已”念成“於穆不祀”，显然属于字形导致的读音错误。《吕氏春秋•察传》中记载，史书有“晋师己亥涉河”，有人读作“晋师三豕渡河”，这里明显属于字形导致的字义错误。《尚书大传》中有“别风淮雨”，而《帝王世纪》则是“列风淫雨”，像“别与列”“淮与淫”他们两两字形类似，所以前后的差别，明显就是阅读中的识别错觉。然而，“淫”与“列”在字义上，尚有相通之处，而“淮”与“别”混淆一起，必定属于创新的近乎离奇了吧。但是，在随后东汉时傅毅的《北海王诔》中，不但有过“淮雨”二字，而且南齐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里，竟然出现了“别风”字词。由此可见，文人雅士特别爱好临摹用典，尤其热衷奇特风尚，这种习气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习以为常了。事实上，针对经书典籍中存在的缺失或质疑性文字，以往圣哲贤达都一贯特别谨慎对待。例如《论语•卫灵公》中“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大意是：我庆幸还能看到残缺的史料。）和《论语•为政》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大意是：多聆听而心存疑问并谨慎言语，就会少犯错误。）这应是对待“史阙文”的正确态度和恰当举措啊。毋庸置疑，只有忠实于字形音义的本真眉目，只有摒弃盲目用典，只有不为沽名钓誉而任意标新立异，才能够真正做到契合文章“练字”的宗旨，才确切符合言语修辞的实在功用吧。
总而言之：字体秦末篆隶成，《尔雅》《仓颉》存雏形；简牍帛书多歧义，姹紫嫣红本根通。佶屈聱牙非罪过，用进废退是真凶；华章腾跃赖情志，如虎添翼练字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