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晋末以来，文学作品的创作意旨，逐渐飘忽不定。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像“赏际奇致”的鉴赏话语，并且还有如“抚叩酬酢”的怪诞评说，甚至单凭文章中的某一个字，即可评价为涵盖了全部文章的志气情怀。然而，“赏”或“赏际”的本义是“因功而得到物质奖赏”，这和内心感受、思想颖悟和精神升华，根本没有必然联系；而“抚”或“扣”都是一些肢体动作而已，怎能表明道德伦理的是非对错呢？像这样一种批判文学的“指瑕”评说，在具有鲜明“美刺”价值意义的《诗经》之“风、雅、颂”中，不仅没有见过，即便在整个汉魏时代，也不曾耳闻。所以，像如此怪诞奇葩的“指瑕”，或说文学鉴赏，或讲批评文艺作品的使用标准，尽管貌似情有可原，然而即便单凭训诂，也会即刻知道其中的荒诞谬误。至于艺术鉴赏为何走向了如此低劣的程度，究其根本，一是源于世道错讹失序，二是文风涣散不经。正因为如此，自刘宋至今，即便有才华的作家，也没有根本转变此等散漫荒诞的拙劣文风。而像这样一种不良文化风气，既然已经积习成俗，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啊！
毋庸讳言，近代作家，彼此太多避讳，相互更加猜疑。他们相互之间，在类比修辞中，不仅热衷挑剔声韵的毛病，甚至于反切读音中，尤其喜欢吹 毛求疵。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虽然他们都不屑与古典经书为伍，然而对于时尚流俗，却格外情有独钟。例如一般文章中，一旦存在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字词文句时，就应该彻底删除掉。因为剽窃别人的文章，如同孔子谴责阳货一样，等同把鲁国宫殿的宝玉大弓，据为己有……这可属于罪大恶极啊。所以，全部抄袭别人的文章，罪同入室抢劫；部分抄袭，则类似小偷小摸。如果把古人作品当成自己创作成就可视为德行浅薄的话，那么剽窃同代人的作品，则应属无耻之尤吧。
另外，像后代注解前人的书籍，主要是为了训诂字义和明辨事理。但是，有的释说注疏，却走向歧途，变成了蓄意歪曲和武断演义。例如在东汉张衡的《西京赋》中，有一句“乃使中黄之士，育、获之畴”。其原文本义，是感慨在中黄古国，一直盛产能够搏击虎象的勇力壮士。然而，三国吴人薛综，却把勇士注解成了太监头领，进而把原作品宣扬“选择勇士”的佳话，反而变成了“驱使太监”的意图了。又如《周礼》记载，按照古代“井田制”征收赋税，有十井三十家捐出一匹马的规定。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针对“井田制”捐出马匹的“匹”字，竟然解释为“量首数蹄”等……这纯属肆无忌惮的胡思乱想，与是否明辨事理，简直毫不相干吧。
不言而喻，古往今来，凡读习经书典籍，一贯崇尚“训诂字义”“辨别名称”，即所谓“正名”。在日常读习写作中间，究竟达到何等程度才叫“正名”呢？举例说明，像常见的“车辆”和“马匹”，它们为何由两个单字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固定名称或名词呢？若“正名”的话，其原因在于：最初形成这两个名称时，针对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使用的车马，而是指符合礼仪出行时，必须要乘坐的车及其驾车的马。古代讲究礼仪时，凡出行乘坐的车和驾车的马，一开始都是两两搭配使用，即承载人的车，必须分“正（主）车”与“副车”，故统称“车辆”；而驾车的马，分两旁的“骖马”和中间的“服马”，故统称“马匹”。所以，伴随车马的广泛使用，甚至就是单车单马，已然积习成俗而畅通无阻，像“一辆车”“一匹马”，属于名副其实。类似情况，常用的“匹夫匹妇”，其源头雷同。由此可见，即便“车辆”“马匹”这样通俗平常的字义名称，因为隔世变迁，也容易造成理解、释说、溯源上的谬误。那么在诗词歌赋中间，即便就是一些看似浅显易懂，甚至属于近代眼前的故事说辞，往往也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依此类推，历代钻研注疏古代经书典籍的文章，如果存在一些瑕疵以至于显著性差错，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
本文论说“指瑕”，像上面稽查例举的具体人物及其文章，尤其是“量首数蹄”“选勇驱监”等，都是一些偏颇差缪的典型案例，旨在引起后人的警觉戒备。大千世界，比如绘画的颜色，最初都十分光鲜艳丽，伴随年代愈久，他们必定变得暗淡模糊。然而，文学艺术作品则不然。因为伴随时光迁移，尤其通过后人对前世作品的不断指瑕、释说和批评，真正的文艺精品佳作，反而会愈发熠熠生辉。所以文人作家，务必于艺术创作之际，特别在字词文句的选择上，务求谨严慎重、精益求精……唯如此，才有可能传之千载，而永无愧色。
总而言之：后羿射偏曾羞惭，东野败驾迹在先；智者千虑有一失，精益求精莫等闲。白玉微瑕难磨灭，温润刚劲贵天然；文章何惧被指瑕，光阴历炼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