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真正的发迹应当归功于戊戌事变。对于去年发生的戊戌事变，袁世凯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袁世凯知道，自己的名声自去年秋天起就臭了。原因当然是因为在去年秋天**月间京师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将自己推向了士大夫切齿痛恨的境地。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很久，至少好几个月了，但那张英气勃勃的面孔仍不时出现在袁世凯的记忆中，那个人便是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个湖南书生用石炭题写于监狱墙壁上的七绝诗早已哄传天下，在帝国读书人中造就谭嗣同不朽英名的同时，也将袁世凯钉上了耻辱柱。
袁世凯并不是保守派的人。不属于保守派代表荣禄的圈子，虽然他关于编练军的条陈得到了荣禄的赞赏并在慈禧面前说的好话。袁世凯在思想上一直倾向于维，他还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亲自给光绪帝上过书，呼吁变法图强。袁世凯与康有为不仅认识，而且关系很好。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面临递不进去的困难，都察院和工部（康有为时为工部主事，相当于后世中央部委的处长都不肯为之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
袁世凯亲近维派不仅出于思想上的接近，而且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当时光绪帝大力支持变法，维派大见信用。如论出于忠君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派混在一起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讲到维变法，就要提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
甲午大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毁掉了李鸿章的半世英名。也带来了帝国深刻的变化。
最早引发变局的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
公车，古代指官车。早在汉代，文人进京考试，交通工具由国家给予解决。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进京。
在大清帝国，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利，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检察、劾和建议的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政府机构。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机关，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压下来自行处理的特权。特别是当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议论了国家大事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时，官员们处理起来便不得不特别小心。
所以都察院的官员们选择了将请愿书压下来的稳妥做法。
但康粱显然不愿善罢甘休。在他们的鼓动下，“公车”们开始大规模的串联，一千多士子在请愿书上联合签名，其中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们几乎全部上阵。进入近代，广东和湖南这两个省份非常特别，几乎成为造反铁定疑的发源地，湖南之士，广东之商，湖南之强而悍，广东之富而通。有广东和湖南带动，各省纷纷跟进，他们一定要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上书皇帝，以挽救国家。
康有为们的上书并未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并不甘心，随后的日子里，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很多达官贵人支持并参加了这些组织，强学会的开办费1500两白银还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的呢。康有为们的宣传工作受到了效果，朝廷的上层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变法的主张，导致了光绪皇帝1898年农历4月11日颁布了变法的上谕。
一件深刻影响历史的事件发生了。
光绪四岁时被立为皇帝，直到1889年他十八岁时慈禧才将政权交还给他。但那是名义上的交还，重大的人事任免还是要慈禧点头的，具体的规定就是任命二品以上官员，必须请示慈禧决定。光绪帝为了推行政，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怕慈禧不同意，只能提拔康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军机章京。
清廷自雍正朝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为军机处。军机大臣自然以满族为主，汉族大臣不过是装饰品，并不能真正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自光绪皇帝在军机处设了四个军机章京，这种状况就得到了改变。有了四个如同皇帝机要秘书的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反而成为了军机处的点缀了。这自然影响到旧臣的权力，进一步会影响到旧臣的地位。这样一来，随着政的进展，皇帝及其身后的汉族维派与慈禧太后及满族亲贵大臣的矛盾便逐步凸显了。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皇帝提拔的都是汉族才俊，旧之争后面带出的是满汉之争。从那年的夏季，就不断有人给慈禧上书，满族大臣们抓住了慈禧对汉族骨子里的偏见和警惕，不断用皇帝喜用汉人歧视国族的话刺激慈禧，进而在八月初三，一位御史上书慈禧，希望慈禧有所动作，收回皇帝的权力，制止皇帝的“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