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说：“今兴兵讨贼，为国除害。玉玺乃朝廷之宝，文台既获得，当对众留于盟主处，候诛了董卓，归复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为？”
孙坚说：
“玉玺根本不在我处。”
袁绍说：
“皇宫南殿井中之物是何物？”
孙坚说：
“我本来就无此物，盟主何故逼我如此之甚。”
袁绍说：“快速速取出，以免多生祸端。”
孙坚指天为誓道：
“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
众诸侯说：
“文台如此说誓，想必并无私藏玉玺。”
袁绍唤潘图出说：
“打捞之时，可有此人在旁？”
孙坚大怒，拔所佩古锭刀，手起刀落，潘图身首异处。袁绍亦拔剑怒叱：
“你斩军人，是在欺我无人乎。”
袁绍背后颜良、文丑皆拔剑出鞘。孙坚背后程普、黄盖、韩当亦掣刀在手。众诸侯一齐劝住。孙坚随即上马，拔寨离洛阳而去。袁绍大怒，于是写书一封，差心腹人连夜往荆州，送与刺史刘表，教就路上截住夺之。
刘表在和袁术打完后就撤兵回荆州了，这刘表何许人，当年单骑入荆州，当时袁术控制南阳，孙坚杀害前荆州刺史王叡，吴人苏代为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县长，各据民兵而于当地称霸，导致刘表无法直接上任。他于是匿名独身赴荆州，方才得以上任。刘表独自一人才来得荆州，先到宜城，与中庐县人蒯良、蒯越及襄阳人蔡瑁等共谋大略。刘表问道：“此间宗贼甚盛，群众不附，袁术因而取乱，祸事如今已至了啊！我希望在这里征兵，但恐其不能聚集，众位有何对策呢？”蒯良道：“群众不附的原因，是出于仁之不足，群众依附而不能兴治的原因，是出于义之不足；如果仁义之道能行，则百姓来归如水势之向下，何必担忧来者之不从而要问兴兵之策呢？”刘表又问蒯越，蒯越说：“治平者以仁义为先，治乱者以权谋为先。兵不在多，在能得其人。袁术为人勇而无断，苏代、贝羽皆一勇之武夫，不足为虑。宗贼首领多贪暴，为其属下所忧。我手下有一些平日具备修养的人，若遣去示之以利，宗贼首领必定持众而来。使君便诛其无道者，再抚而用其众。如此一州之人，都乐于留守此州，得知使君为人有德，必定扶老携弱而至。然后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袁术等人虽至，亦无所能为了。”刘表叹道：“子柔（蒯良字）之言，可以说是雍季之论。异度（蒯越字）之计，可以说是臼犯之谋。（雍季和臼犯。此二人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于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从刘表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便让蒯越派人诱请宗贼五十五人赴宴，将其全部斩杀，一并袭取他们的部众。只有江夏贼张虎、陈生拥众据守襄阳，刘表乃使蒯越与庞季单骑前往将其说降。荆州的郡守县长听说刘表威名，大多都解下印绶逃走。至此，刘表控制了除南阳郡外的荆州七郡，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如今的刘表，与名士七人为友，时号“江夏八俊”。那七人：汝南陈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同郡张俭，字元节；南阳岑晊，字公孝。刘表与此七人为友；有中芦县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为辅。名声权力势力皆有，可谓兵强马壮。
孙坚将不过程黄韩，兵马不过四五千。
孙坚与刘表大战一触即发，究竟谁能取胜？
请看下回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