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此篇论文，仅为说明司马迁颂扬文帝实乃报复武帝之故，所谓的文帝如何如何完美，其实正如武帝如何如何不堪一样。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其中一段————————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
《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漏*点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马迁37岁至38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