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熟悉，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
整个印度，我只熟悉新德里，也曾在新德里呆过一年。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大学报志愿，误入“天坑”，被调剂到了印地语专业，此事在同学圈传开，让我沦为大家眼中的“反面”教材。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印地语专业刚刚开班，我是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受益于当时的优惠政策，有幸成为交换生，而且费用全免，让我这样家境贫寒的农村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功走出国门，来到印度新德里，继续深造印地语。
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福祸相依”吧。
现在我要找工作，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去新德里，那个曾经留下我青春记忆的地方。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路费，去不了。
经过一个月的舟车劳顿，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我的兜里就剩一百元钱，这一百元钱花光之前，我必须要找到工作，否则，我就会沦为脏兮兮的乞丐。
找什么样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文人墨客，办公室白领是首选。
好在我的印地语功底尚在，可以看懂满大街的天城体字母招牌，我像一条流浪狗，警惕的打量着周围，边走边看，寻找合适的机会。
走了一个小时，我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广场，广场的北面，是一处英式风格、白色大理石堆砌的建筑，格外显眼。
这是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留下的“伤疤”。
临近旁晚，我和很多印度民工一样，懒洋洋躺在广场上，身下的大理石，被烈日照射了一天，此时依然散发着余热，微风轻拂我的躯体，让我慢慢入睡，我的大脑还停留在颠簸的船上，整个广场仿佛就是大船的甲板，随着海浪不停摇晃。
不知过了多久，屁股传来阵痛，我睁开惺忪的双眼，发现是一名身着制服的人正在踢我，嘴里还叫骂着“咖喱味”英语，看他的装束，像是警察。
我被他打的狼狈逃窜、不敢还手，我是外来户、更是偷渡者，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其他印度民工，和我的遭遇一样，他们被其他警察驱赶开，我跟在他们身后跑，到了一个街角停了下来，远远望着广场上的警察。
我本想就此离开这里，突入眼帘的豪华轿车，让我不得不驻足观看，车头两侧，插着两面小国旗，紧随其后，跟着四五辆高档轿车，清一色的漆黑发亮，和衣衫褴褛的民众，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场景，我在电视新闻上看过，应该是某位大人物到访，警察负责清理广场上的“路障”，所以，我被驱赶到了这里。
那一串轿车，停在了白色大理石建筑门前，警察们迅速围了过去，民工们又回到广场上，一切照旧，恢复原貌，好像警察未曾来过一样。
此时，广场上多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捧着一大推崭新的报纸在叫卖，一卢比十张。
我没有闲钱买报纸，饥肠辘辘的我，找到一处露天烧烤摊吃东西，卖报纸的妇女正在向烧烤摊老板推销她的报纸，老板觉得便宜，索性就买了一百张。
当别人在他这里买烤串时，他就用新买的报纸包裹烤串，递给食客。
我买了五根烤串，老板一如既往的用新买的报纸包裹好，递给我。
温饱过后，我躺在广场上，拿着报纸看，头版头条不是政府要闻，而是一则寻物启事。
加尔各答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盗，加尔各答警方向社会民众发出悬赏令，凡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成功找回宝物的人，可得一百万卢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