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阶段，包括项铤辉与李存勋在内，绝大部分军人都不明白王元庆为什么要想方设法的在台湾制造事端。按照大部分军人的想法，只要日本不肯放弃核武器，共和国就有足够的理由向日本宣战。随着事态发展、局势逐渐明朗，项铤辉与李存勋才渐渐明白了王元庆的意图。
王元庆在台湾做文章，为的不是如何击败日本，而是让国民认同政府的战争行为。
早在2019年，也就是“中南风暴”之后，国内就有人认为，共和国完全没有必要出兵推翻越南政府，为此付出上千名军人的生命与数以千亿计的战争经费。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专业评论员“信鑫”{笔名，真名吴熙}就在《南方通信》报与网络上发表了连载评论，指出共和国出兵推翻越南政权的几大害处，宣称完全没有必要以军事手段扶持一个亲华政权，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等手段逐步化解越南的“仇华”情绪。因为当时共和国在“中南风暴”中收复了南沙群岛，而“越南战争”只是“中南风暴”的一部分，所以国内的反战呼声还不是很明显，大部分民众仍然支持政府的战争行动。
半岛战争结束后，共和国国内的反战呼声才真正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极度关注。
以“信鑫”为代表的一批专业评论人士在战后强烈抨击政府的战争行动，认为共和国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让数以万计的军人流血牺牲，消灭韩国政权是愚蠢至极的行为，因此与美国翻脸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在战争爆发前，共和国与韩国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往来，旅居共和国的韩国人员超过了150万，加上大批共和国商人受到损失，所以国内的反战呼声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拥护。
虽然共和国国内没有爆发反战示威游行，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威首次受到了挑战。
为此，赵润东命令军情局等情报机构严密监视吴熙等高唱反战论调的民间人士，甚至暗示李存勋，如果证实“反战人士”与国外势力有联系，不但以“叛国罪”论处，军情局还可以先斩后奏。万幸的是，王元庆留了个心眼，暗中吩咐李存勋不要采取极端行动，以免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
当时，王元庆的态度就很明确。
在对外问题上，王元庆比赵润东还要强硬，而在对内问题上，王元庆却极为开明。
出任国家元首之后，王元庆不但没有弹压民间人士对半岛战争的讨论与评价，反而让让相关部门与机构邀请包括吴熙在内的民间人士到电视台进行现场辩论。如果不是公务缠身，恐怕王元庆会亲自上电视台与民间人士讨论半岛战争的得失。
放在20年前，这些事情几乎不可能在共和国发生。
归根结底，让民间力量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因素就是不断发展的科技。
随着网络化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民众言论的力量越来越大。2017年，纪佑国离任之前力主推行数部旨在扩大民主化进程的法案，根本原因也是纪佑国意识到技术终究将改变社会结构，让普通民众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对于民众言论，只能引导，不能堵塞。
没人否认，言论自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只有当大部分国民自觉自愿的参与国家事务，才能形成真正的“主人翁”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才能建立真正符合共和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国民愿意讨论国家的对外政策，愿意对战争发表意见，不是说国民不希望祖国强大，也不是不希望民族复兴，而是希望为祖国强大与民族复兴出一份力。
在此情况下，王元庆能够忽视国民对战争的态度吗？
如果只是一场规模有限的局部战争，王元庆不需要考虑国民态度，因为共和国有足够的能力在有限的代价下击败敌人。在必须通过全面战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王元庆必须考虑国民态度，特别是国民能否接受因为战争对工作与生活造成的影响。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不可同日而语，要想击败拥有强大实力的敌人，必须动员国家的所有力量。如果国民无法接受战争，或者不认同政府的战争行为，战争动员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如果战争动员不彻底，共和国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输掉战争。
普通国民不是国家领袖，不可能像国家领袖那样思考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因为各种因素与现实需要，所以国民无从得知政府策动战争的理由与目的，甚至无法预知即将爆发的战争。
如此一来，要想让国民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必须提供足够充分的理由。
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王元庆为什么要在台湾与南亚大做文章。
确定了基调之后，会议进入实质讨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