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焦魃山换了2杯茶，王元庆与顾卫民谈到了主要话题。
“代表大会制度”是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除了掌握最高立法权的全体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各级地方代表大会。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优秀的一面与不良的一面。
“代表大会制度”优秀的一面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让共和国在建国后的艰难时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包括核能、电子、钢铁、化工在内的工业基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共和国几乎同时建国的印度，因为没能在建国初期打下重工业基础，数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够迈入工业国的门槛，至今仍然是三流国家。
“代表大会制度”不良的一面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导致政府职权无限扩大，限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与进步。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受到束缚的民营生产力，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迟早要出问题。随着经济实力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数十年来，共和国领袖没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原因非常复杂。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和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
“公民”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与共和国传统上的“人民”、“居民”、“国民”有根本上的区别。真正的“公民”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渴望获得社会权利的民众。
“公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和国推行政治改革的时间。
毫无疑问，没有公民意识，政治改革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广西干了5年，王元庆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可能来自“统治阶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统治阶层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作为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全部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与手中的权力，也就不会积极支持政治改革，甚至会想方设法破坏政治改革。
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动力的，只有希望获得更多利益的民众。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好处。不管是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政治上的好处，谁都不愿意成为别人剥削的对象。问题是，民众渴望获得利益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低下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共和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被新生文明征服与消灭，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时代的先进劳动力之外，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传统其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简单的说，只要吃得起饭，没人愿‘自上梁山’。毫无疑问，民众对国家过于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无要求，不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当民众得到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也就是当民众产生了“公民意识”的时候，才会积极主动的推进政治改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国民众产生“公民意识”的是一项来自美国的技术。
网络的全面普及，使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已得利益与手中大权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从根本上阻止由网络带来的新思潮。道理很简单，如果利用权力全面封杀网络，共和国将重蹈覆辙，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再次沦落为被西方国家任意宰割的“东亚病夫”，不仅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这样的国家领袖不会同意，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也不会同意。
半岛战争之后，共和国国内对战争意义的大讨论，充分显示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时，还是国家副元首的王元庆力排众议，说服赵润东，让民众自发讨论，只要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众的言论。由此可见，半岛战争之后，王元庆就已经产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认，纪佑国看得比谁都远。
离任前，纪佑国推行的几项法案，都在为后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础。
到王元庆执政的时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须，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纪佑国通过实际行动，为后面的领袖指明了政治改革的方向。
国民产生“公民意识”，必然让国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重大决策上，受普通国民的认识限制，不可能成为主导力量。只有在基本国家事务方面，国民才有充分的参与权与影响力。
当然，共和国的政治改革绝对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政治的基础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够推行民主政治，与其历史文化有着必然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逐步摆脱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传播，民主政治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终生根发芽，几百年来逐步形成了现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