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叶致胜从专机上打回来的电话，王元庆吩咐焦魃山去联系总参谋部。
“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那得看我们能够得到些什么。”王元庆坐到沙发上，看了眼潘云生，说道，“如果仅仅为了眼前利益，代价确实太大了；如果把目光放到几年之后，代价就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即便我们现在有所保留，今后也得做同样的事情。”
潘云生端起茶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为了方便让前任军情局长留下来，王元庆正式聘用潘云生为元首特别顾问。王元庆花一天时间向这位告别政坛快十年的前辈领导人介绍了当前的大致情况，以及他对未来的打算，让潘云生对大局有了深入的了解。
潘云生很沉得住气，并未对王元庆的宏伟目标感到惊讶。
在潘云生眼里，王元庆不同于一般的领导人，甚至不同于赵润东。作为纪佑国执政时期的主要高级官员之一，潘云生不但是纪佑国最信赖的人，还参与了由纪佑国亲自制订的多项国家战略。与潘云生一样，王元庆作为纪佑国的首席助理，也深得纪佑国的信任，参与了相关工作。时任国防部长的赵润东没有参与部分战略计划的制订工作，比如在“炎黄计划”初期，赵润东一直被纪佑国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直到第四次印巴战争之后，赵润东才参与了相关工作。
也就是说，王元庆知道的与潘云生一样多！
若论对纪佑国的了解，肯定没人能够超过王元庆与潘云生。虽然纪佑国执政时，并未明确共和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战略，但是一份“炎黄计划”就能证明，纪佑国不但考虑到了共和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战略，还早就为继任者指明了前进方向。赵润东执政时期，基本上都在沿着纪佑国设定的发展线路前进，未对纪佑国的战略方针进行大规模调整。不是说这么做就完全正确，毕竟纪佑国也是人，不可能料事如神，更不可能猜到今后几十年会发生的事情，比如纪佑国就没有想到王元庆会用一场全面战争葬送日本，将1亿3500万日本人送入地狱。
王元庆的过人之处就是从不死搬硬套。
虽然潘云生很清楚王元庆正在做纪佑国不敢做、没条件做、没机会做的事情，基本上按照纪佑国的设想将共和国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但是与赵润东完全不同的是，王元庆没有吃纪佑国留下来的老本，而是独辟蹊径的开创了新的发展模式。别的不说，由王元庆一手发起的政治改革就比纪佑国预想得提前了许多。按照纪佑国的设想，共和国应该在战胜了美国之后，也是消除了最大的外来威胁之后，才会正式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一套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王元庆不是不知道纪佑国的想法，而是知道纪佑国的想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共和国不能尽快完成政治改革，进一步挖掘国家潜力，不但没有可能战胜美国，还会因为累积了数十年的国内矛盾而尾大不掉。
具体行为方式上，王元庆也与纪佑国有很大的区别。
对外，王元庆比纪佑国积极主动得多。虽然纪佑国执政时期，打赢了第四次印巴战争与东海战争，打开了共和国发展的大局面，为后面的腾飞打下了基础，但是纪佑国均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参与对外战争，如果当时有其他的选择，纪佑国绝对不会冒险与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发生军事冲突。迄今为止，王元庆也亲自主导了两场战争，一场战争以毫无悬念的方式让曾经对共和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日本彻底沦落为三流国家，今后三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内都不可能对共和国构成威胁；另外一场战争则让同样对共和国构成了巨大威胁的印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被迫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两场战争，足以证明王元庆在对待外来威胁时的强硬立场。
对内，王元庆比纪佑国更重视方式方法。第四次印巴战争与东海战争之后，纪佑国接连两次刮起廉政风暴，让成千上万的官员丢掉了饭碗、甚至丢掉了脑袋。这两次廉政风暴让纪佑国深得人心，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从长远来看，除了一时之快，纪佑国并未触及到共和国的根本问题，也未能真正改变什么。到了赵润东执政时期，贪污再次抬头，几乎成为阻碍共和国前进的最大内部问题。王元庆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没有将枪口对准某些具体官员，而是对准了整个体制。更重要的是，王元庆没有因此打开杀戒，甚至没有采取任何能够让百姓拍手称快的治贪行动，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共和国的政治面貌。谁做得更彻底，谁做得更好，潘云生不会妄加评论，百姓心中自然有数。
不同的思想观念，不同的行为方式，决定王元庆与纪佑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很多时候，潘云生都有点想不明白，王元庆与纪佑国的差别这么大，为什么能够为纪佑国工作几十年？
或许，正是在辅佐纪佑国期间，王元庆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除了具体行为与方式方法等表面上的差别之外，王元庆与纪佑国有太多共同之处，甚至可以说王元庆与纪佑国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
两人都有极为明确的目标价值观，做任何事情都有分外明确的目标。
两人的性格都非常坚定，做出决定之后，从不轻易改变。
两人都是很有主见的人，从不受别人左右。
两人都有超人一等的大局观，能够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问题。
两人都有洞察入微的眼光，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
太多太多的共同点，决定了两人本质上的共同性。
这也正是纪佑国高度重视王元庆，在离任之前为王元庆指明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