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战争问题，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了许多。
与大多数人预料的一样，介绍问大体情况后，袁晨皓就把话题转向中亚地区，继续鼓吹向俄罗斯开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当上总参谋长之前，袁晨皓就主张拿俄罗斯开刀。
2056年初，哈萨克斯坦爆发军事政变，俄罗斯悍然出兵。在军情局证实政变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之后，军队内部就出现了出兵哈萨克斯坦，控制大中亚地区的声音，而当时袁晨皓明确支持以强硬手腕控制中亚地区。
所谓的“大中亚地区”，包括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在内的6个国家。因为在美国撤军之后，共和国通过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扶持了亲华政权，以及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拉拢了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所以30年代末，共和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就超过了俄罗斯。
中东战争之后，共和国与俄罗斯首次就中亚地区问题进行正式磋商，明确两国的势力范围。磋商一直持续到2044年底，也就是《伦敦条约》第二阶段削减工作即将开始前，共和国才做出重大让步，承认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主导地位，而俄罗斯承认共和国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主导权，因为哈萨克斯坦是该地区的头号大国，不但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还是俄罗斯与共和国的战略缓冲区，所以双方均没有主导权。
由此可见，俄罗斯通过军事政变控制哈萨克斯坦，已经越过了警戒线。
正是如此，共和队内部才出现了“惩戒”俄罗斯的声音。
问题是，共和国与俄罗斯在中亚问题上并没签署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国际条约，毕竟两个大国瓜分中亚地区，蛮横干涉6个国家的内政，放在哪里都说不通。更重要的是，两国是在中东战争之后达成的秘密协议，也就是说，当时美国的影响力正在提升，为了避免让美国再度插手中亚事务，共和国与俄罗斯都没有大张声势，最终以秘密协议的方式，确定了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
如此一来，共和国要想借哈萨克斯坦军事政变做文章，存在师出乏名的问题。
对袁晨皓来说，当时他还是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即便已经是总参谋部的第一人，影响力超过了总参谋长，可是在重大决策上，他的话语权仍然非常有限。
2057年初，正式就任总参谋长之后，袁晨皓开始大肆鼓吹“俄罗斯威胁论”。
抛开个人因素，袁晨皓在很多场合的言论，足以被外界认为是共和国准备向俄罗斯动手的信号，甚至会被认为是共和国在为战争做最后的宣传。不管怎么说，作为共和队的总参谋长，时刻不忘来自北方的威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当然，也确实无法排除共和国当局在这件事情上的深刻用意，即利用袁晨皓的言论，让战争深入人心，为国内外的民众提个醒，以免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突兀。更重要的是，袁晨皓的言论实际上给了共和国当局更多的选择。换个角度看，如果共和国在开战后首先拿俄罗斯开刀，或者直接以向俄罗斯用兵来引发战争，会让人觉得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共和队的总参谋长早就“打了招呼”。哪怕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即共和国没有主动进攻俄罗斯，甚至不把俄罗斯当成敌人，也会让人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是再简单不过的军事计谋。
问题是，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无法排除个人因素。
前面多次提到，别说超越裴承毅，要想取得裴承毅那样的军事成就，袁晨皓都得在军队里更有作为。当上总参谋长只是第一步，如何当好总参谋长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在袁晨皓之前，除了前任总参谋长之外，其余的总参谋长都是战功赫赫，就连来自海军的林啸雷都指挥共和队打了几场漂亮仗。如果仅看来自陆军的总参谋长，在袁晨皓之前的彭茂邦与项铤辉更是战功彪炳，名留青史的军事统帅。众所周知，从林啸雷开始，总参谋长的任期就缩短到了10年，而且只会越来越短，不会越来越长。如此一来，袁晨皓要想成为名留青史的军事统帅，就得抓紧一切机会。
用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评论来说，最想打仗的不是裴承毅，而是袁晨皓。
暂且不说这一评论是否过于偏颇，从实际情况出发也确实如此。对裴承毅来说，战功多寡已经没有多少意义，至少在他成为国家元首之后，民众最在乎的不是战功，而是治理国家的能力。对袁晨皓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哪怕他已经是总参谋长，要想让全军将士相信他的实力，他也得在战场上建立新的功勋。
落到现实问题上，更加不能忽视袁晨皓的陆军上将身份。
虽然没人否认陆军在世界大战中的主导地位，不管怎么说，规模越大的战争，陆军就越发重要，但是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以袁晨皓为代表的共和国陆军将领肯定希望背靠本土好好打上一仗，而不是像中东战争那样，在离本土数千千米的地方作战。这并不表示袁晨皓害怕在境外作战，也不表示共和国陆军的战力有问题，只是作为陆军统帅，必须考虑全面战争带来的影响。
说直接一点，北上用兵，关系到本土安全。
事实上，这也是袁晨皓一直强调应该优先在中亚用兵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