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样僵持一直到我参军，复原，分配，进厂。
我父亲分了房，搬了家。
从此以后，没有了小鹿的音讯。
在工作同时，我还经常写作，和厂报负责副刊的常编辑联系上了。
他连续不断发表了我创作的诗歌。
我写了散文《养蚕》让常编辑审阅。
这稿子迟迟没有消息。
忽然，有一天，常编辑让我去他办公室。
他和我说稿子的事情。
他说，稿子主题不明确，内容也看不明白。
我洗耳恭听了。
他说，你和小鹿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说，我也说不清楚。
他说，不清楚，怎能写啊？
都弄清楚了再写不迟。
我知道稿子毙了。
我不死心，打问到小鹿的工作单位，找他聊聊。
我终于见到小鹿了，个子高了，也胖了。
我约他到他们单位附近的酒馆喝酒。
他答应了。
他如约而至，我都点好了酒菜。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就成了叛徒呢？”
沉默了很久。
小鹿说起了发生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一起摘桑叶迟到了，挨了老师批评的事情，后来找家长，让爸爸和我把偷拿人家的铜水管还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