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兰城中，二十七家华人社团总领袖，荷兰人委任的“玛腰”丘清德，和两名“甲必丹”徐华彰及黄汉忠愁眉苦脸的坐在公馆中，你望我眼的，谁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来。
自从一群武装华人突如其来的从外面涌入棉兰，旬日之内就将这里的一切统治管理权皆都接管，特别是荷兰殖民者和跟华人不怎么对付的一些土著人的势力，更是毫不留情的一体扫荡干净，空出来的机构立刻有相应的华人填充进去，很快顶起来，没有让这个七万多人的城市瘫痪掉，而占了三分之一的原有华人的组织结构则基本未动，便是由三名华人头领管辖统帅的二十七家社团会馆，分别代表着这里的二十七家大势力的宗族同乡会，如此驾驭者绝大部分的华人力量。
对于这样一个城市来说，一万人的突然涌入已经是极大的超负荷了，那不光是基本生活资源的供应紧张，各项设施、衣食住行的都会大受影响，骤然遭受剧变的棉兰人忧心忡忡煌煌然不可终日的关门闭户在家躲祸，生怕殃及池鱼，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他们根本预料不到的。
一些被指定的种族土著人被清理出来，直接从他们的家中、产业中净身出户，一些荷兰人也同样不例外的被褫夺一切权利财产，硬性的从存身之地赶出来，弄到城郊一座结构坚固四面围困的庄园之中严加看管，他们的财产全都被集中整理后归了华人武装管辖，被驱赶出去的数量绝不止一万人，空出来的地方足够安置外来人，并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城防建设，大量简单营房也纷纷矗立起来。想象中地骚乱没有发生。
而后，华人武装的头领就来找这几位棉兰华人头目了，“玛腰”丘清德小心翼翼的伺候着这些不知道底细的胆大地家伙，心惊胆战的听着他们提出来的一项项的要求。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大手一挥将棉兰华人正在筹备中的教育事业扩大了十倍，从小学到大学一连串地学校地皮直接圈出来，还拿出来大笔资金让他们马上去做，并勉力维持现有华人的安定团结。不要自寻烦恼给占领军添麻烦。
一堆的任务派下来，邱清德脑袋晕晕地就唯唯告退。\\\\\转过脸来就找到两位“甲必丹”商量对策，这事情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闹不好要影响到两万七千华人的安危和前途。马虎不得！另外，这也是一顶大缸，背不好要砸锅的，倒霉可不能只是自己一个人！
棉兰华人，大抵都是福建人和广东人居多，又以客家人和潮州人最众，其他的也都是以最早来闯荡的人为首组成的同乡会为主要结构。这里建成时间不过是三十来年。历时长久的大宗族还没有，但是同乡会之类地社团组织地力量却一点都不小。华人在海外通常是这样，老乡亲。结社自保。
自从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在这里发了大财，建立起资产达到四千万盾（合八千万元）的巨大商业王国之后，对于国内华人地刺激是很大的，短短时间内蜂拥而至地华人将这里从一片种植园便成了城市，桥梁建筑楼房等等相继拔地而起，荷兰人也顺势在这里建立管理机构收税，所得财富之巨难以想象，可以说，整个印尼的城市大部分来自于华人的辛勤劳作创立。荷兰人却凭着其统治地位和苛刻的高压政策牟取暴利。
海外华人，极少有主权意识，他们做梦想的都是赚了钱之后荣归故里，跟张氏兄弟似的花了三百多万修一条潮汕铁路，换回三品红顶子，并让皇帝召见勉力一番，端的是光宗耀祖。奈何现在皇帝倒台，民国建立了，那等荣耀便缺了大半，他们倒也安下心来准备在这里当顺民，安家立业，荷兰人的盘剥也好，压榨也好，无非是跟官府一个德行，自己只要赚钱总还是过的下去的，要比在家乡饿死强！
便是因着这样的想法，在2世纪初数以百万计出南洋求生的华人里面，鲜有在当地提出革命独立思想的，更极少有揭竿而起抗争殖民统治的，他们首先把自己当了外来人，觉得这里一切都不过是暂时栖身，将来还是要叶落归根的。这种明显的苟安思想令绝大部分华人选择了沉默的承受，而不是奋起抗争！
他们退一步，荷兰人就将杠杆继续往下挤，榨出油来越多，进入20世纪后，印尼再也不可能出现类似张氏兄弟、黄仲涵家族这样的千万巨富，荷兰人和扶植起来的土著贵族，以及蜂拥而至的列强商人都纷纷把手伸进来抢夺这里的财富和机会，华人单纯的辛勤劳作便成了最廉价的雇工，最赚钱的出口贸易全都被外人把持，他们的处境越来越不好。\\\\\
但是对邱清德等人而言，这都不是最坏的，对他们来说，最坏的是这种已经习惯了的节奏被打破了，已经理顺了的势力被打散，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被摧垮，他们敏感的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从华人武装那里领受任务后，他们没有马上执行，而是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因为荷兰人不允许穿唐装华服汉服中山服，生活在印尼的华人穿的比土著人好不了多少，粗看上去就是布片子随便勾连在一起的粗糙样子，而他们这些人又是不穿洋装的，因此站在衣装笔挺的华人武装面前时，他们便不免有些自惭形秽，回来的时候心底下却又泛起一种别样的酸味，混合起来，却是一股子怨恨。邱清德坐在上首，略显干瘪的嘴唇上面有几道因为上火绽开的口子，他看着两位副手，用其闽南腔说：“大军交卸的事情，你们也都听见了，咱们干是不干，要有个章程拿出来。要是应对的不妥，他们怪罪下来，麻烦很是不小。”
徐华彰用他鼻音浓重的广东腔应道：“好歹都是中国人，他们该不会赶尽杀绝的。看起来他们是要造反地，就是不知道他们能干多少时日，要是咱们干了，他们却垮了。这便要遭受株连，祸事甚大！可要是不干。当下我等就得吃军法！此事难办啊！”
邱清德叹道：“就因为如此，我才找你们来商量！不好好应付过去是不行的！眼前看来他们还算秋毫无犯，对荷兰人与土人却是如此苛责。几同不共戴天之势，此仇断不可解，我疑心他们跟婆罗洲之事有勾牵，真的势大而起，闹将起来，又是一场大杀劫！席卷过来我们要遭鱼池之殃！祸福难料啊！”
黄汉忠年纪略轻，身架不高却是壮实的很。脸上没什么皱纹。精神头非常足，说起话来声如铜钟。洪亮有力，据闻此人来此前也是走过江湖地。胆气壮有担当，听二人长吁短叹，哼一声道：“干巴巴想这些无甚用处！此等乱局何尝不是机会！管他谁当家作主，这行市要开，生意要做，没我们维持，棉兰都要散架！大军要我们干的事不是胡来，不损我们家业，这便是善行，可不予计较！要我说，先不谈事情做不做，接下来极可能就有一场好杀，我等还是想好怎么保家吧！”
他那不容置疑的断言，一个煞气腾腾的“杀”字便惊得二人差点跳起来，心脏“腾腾”蹦地没了个鼓点儿，忽悠悠的悬着半空没处着落！
邱清德惶然道：“那又该如何？我等皆是良民顺民，向来与人为善秋毫无犯，他们作乱跟我们有啥想干！怎得就要寻我们麻烦？这些人啊！好好地搏一份家业安生度日岂不甚好，学那长毛匪做甚的孽啊！却要牵累我等，可恨！”
邱清德的想法，在这时代甚至后世地许多中国人心中所思都差不多，那便是委曲求全，苟安度日不想其他。在离乱之中，往往就是这些看似良善的人出卖革命者、反抗者、起义者最为主动，他们恼恨的，便是这些人的作为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或者按照他们的想法，是带给他们麻烦。
而当他们遭到荷兰人剥削、压榨乃至杀戮的时候，只会怨自己地命不好，摊上了这样地坏世道，而很难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遭到这样的磨难，他们认定世间大势他们管不了想不明白，因此情愿稀里糊涂地随波逐流这么过下去。这就是两千多年来的愚民政策最大地成就，将一个原本伟大强悍主动的民族便成了一群不愿意主动思考改变的绵羊！
所以，不管是1740年的红溪惨案，还是1998年的大屠杀，两百多年来，他们未曾改变什么，即使他们仍然有机会去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