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jerry道晚安后，我一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知道的是：像这种天黑得早的冬夜，人必须得有事做才行，否则总容易陷入某种自我怀疑的漩涡。我盘算着站在餐桌前，一边咣当着橙汁一边嚼那三明治。火鸡肉切片的，配了西红柿和生菜叶，就算是flora也得认同这算不上美味。
餐厅就剩下我一人。作为小屋面积最小的房间，这里平日总有其他学生往来，显得拥挤不堪。单看这地上堆的一箱箱苹果、调味酱、便携餐柜，贴着冰箱左右摞起来，将所有缝隙和留白都填的满档。就在这拥挤中，jerry的品味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昏黄的室内灯、红白相间的格子塑料桌布，当然还有那电扇。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在这电磁炉灶台的周边，有一批从来不见人用的二手煤气灶用锅，放在防尘柜里像是给供起来的。我总想问他是怎么个构思，却每每一出厨房便光忙着喘气了。
这会儿难得清静下来，我这么着看见了桌上摊的那本《纽约客》，知道是他午饭时带进来的——jerry唯独午饭在这里吃，并且总是守着一本《纽约客》。这是他每天的第二或第三本刊物，要排到早上送来的《华尔街日报》后面，并且后者是在靠马路的回廊桌上读的。我有时早上骑车闲逛到附近，就看到他神情严肃地撑着那版面过大的报纸，也不对折起来；通常是左手提着半边，右侧的版面顺到桌面上，空出的右手拿着一根铅笔。这根铅笔功能极其明确，只有在首页最左边栏的商界新闻速报才做下划线，一过这部分就只用来当指示棒了。“金矿都在这一小列，你得学会自己去挖，”他越过半身高的铁栏杆指给我看，却不忘补一句：“当然了，能给大众看的信息也就那么回事，咱也不做投资，了解个大概就不错了。”他对商界的关注总是超出自己退休老人的身份，怎么看也更像是商学院的教授，难怪邻里有传不完的流言。
说实话，jerry的身世也好、财源也好，我都没有超出基本好奇层面的兴趣。一方面，他对我足够热心肠，他自己的生活也足够悠然，这就万事大吉了。另一方面，更加微妙的理由在于我的身份：我是中国人，bj人。给我去讲哪怕是国会议员的故事，或者站在国会议员面前，我理解是理解，却只觉得像是在看自己作配角的电影，谈不上实感。我的意思是，你对人家是无欲无求的。无欲无求，不求提携；被请吃饭是好事，但吃饭不再是吃饭以外的任何事情，没有地方需要出现什么connectioncall，兜里也不用揣名片夹。我是中国人，要回自己的国家。人一旦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任何家园外的事情都不过是人生经历和点缀罢了。
我一边思考着与这狭窄空间所不匹配的问题，总算咽下了那三明治。夹上那本《纽约客》，我回到客厅。几个老人闲散着，一半仍在聊天；剩下安静的几人，星条旗帽插着双臂若有所思地看向红脖子的皮靴，红脖子又懒散地朝向紧挨火炉的一团毛毯，毛毯下面是一位打起盹儿的老人。我对着半空点头致意，静步穿过大厅，在外面回廊找到了房主儿子。他正靠着栏杆发呆，啤酒瓶的标识和方才不同了。
“您好。”我打了招呼。
“诶小兄弟，”他将插兜的手抽出来，放在脖颈后。“有什么需要的吗？”
“我跟jerry说了想留宿一晚，方便吗？”
“当然，这地方他说了算。客房就是这间。”他转身指了指背后，是那回廊的第一扇门，又在腰带上摸索起一串钥匙来。“他没说什么奇怪的胡话吧？”
“你是说？”
“啊，我说我爹。都醉成那个样子了，我怕他又瞎编些不像话的玩意。”
“醉了吗？我怎么觉得他头脑还挺清醒的。整个氛围上倒活泼了不少。”
“他就是这么回事，脸也不红，话也说得清楚，但就是醉了，跟小孩一样。”他说着，递来圆片状的电子钥匙：“刷一下就开了，门锁会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