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好，
kabir教授
”
我将手机扣在桌上。“垃圾桶”的比拟是意料之外，惊讶之余，未尝不觉得贴切。这是kabir教授作为写作者的习惯。每当留经济分析的作业，他总在评分标准上用粗体打一行字：“简明是关键。别犹犹豫豫的，别用大长词，说话要清楚、精确，读者看不懂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内容；足够了，收笔。”文风是反映在方方面面的。kabir虽然因年头尚浅，屈尊于助理教授的职位，却因为简明的文字和办事风格，成为了经济系相当有话语权的骨干。他既然这样评价，我便愿意这样想：有些人就是愚昧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既张扬又自负，现在还被盖了免罪章。思考，但无为，这大概是教授所指明的轻松路。
沉重的是后半部分，是他不推荐的事情，关于去提供价值。这不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在真正严肃的场合下说些什么。我一介学生，能说些什么呢？我说我愤怒，因为同胞失去了性命；我去对着键盘敲字，质问不相识的陌生人：“你怎么这么冷漠，睁大眼睛好好瞧瞧。”提供价值......可我是如此的低俗：想吼出来的、能吼出来的仅仅是这般最直白的情绪；我又是如此懦弱，害怕自己的吼声被远为凶猛而无情的谩骂所淹没。甚至没有谩骂，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在空荡的密闭空间中久久地回荡——洁白刺眼的大理石方盒。我曾经发自内心的相信：人们会站在同一间方盒里为了关乎个人命运的事情争个你死我活，后来我知道了未必要关乎个人命运，再后来：啊，原来人们不站在同一间盒子里；你对我说一个“不”字，我转身就迈出去，留下你一个人。一个人不具有任何意义，一个人无法为人们的社会讨论做出任何贡献。可是说到底，没有人逼我去做出贡献。没有人逼我去做出贡献。
说白了，从最初我就没有像dennis一般满腔热血，也不像steve四处奔波，我的情绪甚至是经营出来的，靠他人传导的。它还能算是我的吗？它在归属于我时究竟保留下多少原本的真实？我恰好累了，不愿去想，恐怕也想不明白。仅过去几天，校园已然将不知名华裔女性的结末忘却了，竟比媒体翻页得更快。或许这才是正常的，我是说，校园里清一色可全是世界各国的高知年轻人，钻研着关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怎么可能有错的余地呢？矛盾的是，黑人维权的口号牌一年到头地挂在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楼门前，怎么不见有人忘却？正相反，人家成员们时不时就从楼里搬个小桌子出来，黑白夹杂着搞些宣讲。我确实瞧见他们，是因为那文化楼与红砖房并列在一条路上，左右另也有服务拉美裔与***的各一栋，唯独没腾出哪怕一层给华人做做什么文化活动。想必是建到我们中国人这里，校方突然想起来要一视同仁，怎么能搞特殊对待呢，于是草草收工，把原本中国楼的地界改成了自行车停车场。
我出了食堂，特意沿着校北侧的远路溜达。冬天的缘故，天已经黑下来，每隔几米，绿化树树冠的黑影就在寒风中幻变，生出印象派的油画质感。红砖房关着门。我想起周三是没活动的，接着想起ava在这里盘弄手机的神情，想起她尚未响应的约定。两侧步行道不见其他行人往来，想是聚进了各自的独栋。他们的谈笑声隔了玻璃听得清晰，语义却同外墙面挂的那些国旗一样令人不甚明了。明了的是光，由客厅的简易吊灯拼凑出来，斜切着撒在步行道上，爬下橙色路牙后，勉强往柏油路面顺了一截。我走到近前时，身上的衣服给映得忽明忽暗，惹得了窗边看客的好奇；她们放低手头的饮料杯，不约而同地朝我微笑致意，待侧身过去后，透过下一栋楼的玻璃反射，我瞧见她们又分外神秘地交头接耳起来。
我穿过油彩的黝黑冬夜回到房间时，绵软的倦意堆积上身。关了灯躺进被子里，双手交叠在胸口，只听得暖炉的低鸣在房间里回荡。我试图想些温暖的事情，于是回忆起过去的秋天与秋天的人们、接着是他们所存在的景色：正午阳光下的斑驳红砖、吱呀作响的校舍走廊、石台壁炉和玻璃瓶罐。我想起那条的坡道，坡道上有杆橙色的凸面镜；我记得应该切实地登上了上去，也亲眼见着了镜子另一侧那明晃晃的城市沙盒，可这会儿我愣是看不见了，就仿佛那沥青路从未真实存在过。缥缈的现实镜像中，那条坡道笔直地延伸向湛蓝，总也不叫人爬到尽头，我想以那橙镜作路标，转头才发觉：连那镜子都凭空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