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向国外出口的条件问题，我想这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华国政府的出口限制问题，大家都了解，这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梅氏制药做为一个守法的企业，就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打一个比方，米国和欧盟一直对华国采取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他们的一些企业即使想将产品出口到华国也办不到，这就是国家政策对企业的制约，而本公司的‘癌克’似乎也可以算做是高科技产品，所以华国政府有什么限制政策我不得而知，也无法预测。
另一方面是各国对药物进入本国临床应用的程序和要求不同，本公司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进行符合该国要求的临床试验，所以那些要求‘癌克’必须通过该国临床试验的国家，我们都不会考虑对其出口。
只要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障碍，而本公司的产量又能够满足出口的需求，向任何一个国家出口都是本公司乐见其成的。”
陈淑贤款款而谈，并将米国和欧盟对华采取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和武器禁运政策和‘癌克’的出口挂钩，送给华国政府一个天大的人情，使华国政府在和欧盟商谈解除对华高科技产品和武器禁运的限制政策时，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
为此，欧盟各国政府以及国政府也将会承受来自于国内的更大压力，支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和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关系到一大群人生命权利的问题。
“下一位，这位女士。”
陈淑贤指着一位金碧眼的欧洲女士。
“陈女士你好，我是晤泰士报的记者，贵公司的‘癌克’价格如此之高，这对大多数的癌症患者是不公平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尖锐，甚至和公共道德挂上了勾。
陈淑贤神情自若地答道：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世界范围内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绝症的费用一直居高不下，比如在华国治疗三期肝癌的换肝手术，包括前期的治疗和后期的抗排斥反应的总体费用不会少于1oo万元。
而且实施了换肝手术的患者生存期很少有过5年的，如果用‘癌克’治疗肝癌和手术换肝治疗肝癌这两种费用大致相同的治疗手段并存的情况下，你认为患者会采用哪一种治疗手段呢？
而且据我所知，国际市场上有一种用于肝癌治疗的所谓有效药物，它是由国fda批准应用的de国耳拜公司生产的甲苯磺酸索拉非尼，在华国市场叫‘多吉美’，可是尽管厂家声称对肝、肾细胞癌有效，但患者平均延长生存期只有65个月，也就是2oo天左右。
在座的记者和朋友们可能都知道，每盒‘多吉美’在华国市场的价格高达25ooo元，也就是每天的费用高达166o元，而且该药还必须不间断的服用，直到死亡，如果以延长2oo天生存期为限，患者为了多活半年，服药的费用就高达人民币32万。
大家注意，这32万只是让癌症患者多活了2oo天左右，如果用1oo万可以治愈，而用32万只可以多存活2oo天，请问记者朋友们，如果是你，你会选用哪一种药物。
所以，市场需求和共同费用的区间也是我们制定‘癌克’价格的又一个重要依据，即和现在治疗相同病症的治疗费用基本相同。
其二，是本公司根据‘癌克’的生产成本来确定销售价格，而研成本在其中占了最大的比例，我们为了研究‘癌克’投入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科学家的智慧也不容我们公司贬低，我们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是梅氏公司展壮大的源泉。
其三，我们深感公司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华国乃至世界上广大癌症患者的需求。为尽快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我们也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不断加强后续研究、扩大产能以满足癌症患者不断增长的需要，为在世界范围内消除癌症做最大的努力。
而先期得到‘癌克’治疗的癌症患者，是其中最大的受益人群，公司在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的同时，他们也为公司的展的壮大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陈淑贤的这番话很奇葩，尤其是最后一句，一时间，会场中的记者都懵比了，还有这样霸道的事，这么霸道的公司，你们公司需要不断扩大产能，患者就必须不断地给你们提供资金，不提供还不行，真是比强盗还强盗。
有记者暗中将一些垄断行业的所作所为和梅氏制药进行了对比，还真是，其他行业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无可替代性以及志在必得的需要。
比如某大软件公司生产的软件，你价格高，我可以用其他公司的软件吗，即使没有其他类同的软件，我不用电脑了总可以吧。
但是癌症患者没有“癌克”是真的不行。
这就是“梅氏制药”敢明目张但的敲诈世界，而被敲诈者也只能心甘情愿接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