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就是这里的流求卫队队员比较少……官兵只要少了，那就是他们的机会。
像任堂主这样将要引领的小规模暴乱，自然最不喜欢直接面对官兵。
说到“农民起义”，这里简单说一点。
事实上这个华夏民族并没有真正的农民起义，甚至这个民族的古典文献中虽然有“起义”一词，但绝无无“农民起义”这一个组合词。
所以农民起义是一个现代词语。
从历代农民暴动作乱的组织者身份上看，大型的组织者们基本上没有是纯农民身份的。
农民之所以又是参与暴动的主体成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是被裹胁的！
他们的房屋被人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只能从了他人。
被裹胁的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因后又有追兵而死心相随。
同时为了防掳来之农民逃逸，严格控制农民的私财，甚至在农民的脸上刺字或者染其眉，以断其归路。
那些农民参与暴动的其它原因则分别是天灾流行、赋税繁苛、政治、外患频仍、兵变迭起、乡官虐民等。
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地主兼并土地剥削农民加重的啥事情。
与此同时，这个时空的欧洲大6上，也有农民暴动，东西两方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欧洲大6主体是一种“领主分封制”。
农民（奴）暴动所反抗者，多是直接对其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
这种反抗多数无法展至类似华夏民族的赤眉黄巾、黄巢、宋江式的规模……不同领主下的农民很难同步串联起事。
同时，地方的领主相对于郡县，镇压的意愿和能力也更强。
华夏民族的农民暴动的效果则不然。
在郡县制为主体的制度下，一开始小规模的“农业暴动”，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然后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亦更乐衷于“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
当经过裹胁后形成了大规模的“暴动”，如黄巾、赤眉绿林、黄巢等规模后，在力量足以分疆裂土之时，才敢与国家机器对抗。
换言之，就比例而言，郡县制下的东方“农民暴动”多，容易规模大；“领主分封制”下的西方“农民起义”较少，规模较少。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之类的命题无关，更与“东西方农民的觉悟高低”无关，而只是一种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
郡县制下，地方州县官僚大多既无意也无力镇压暴动者，暴动者掳掠州县普通百姓的风险，要低于直接对抗国家机器；领主分封制下，暴动者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百姓的风险，却不一定比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更低。
区别只在于一种最优化的选择。
所以，任堂主当然很高兴的看到，枣庄县城里并没有多少流求官兵。
有关流求官兵的英勇，他还是略有耳闻，而且也是小心对待的……山大王出身的人从不小看官兵。
任堂主还对流求官兵的武器有所研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