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勘之看看顾实，后者看了眼范进，目光又转向被处，仿佛是回答这个问题，又像是自言自语：
“上元这里原本也有人种那些东西，但是后来就没人做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范县尊不是此地人，来江宁时间尚浅，不知此地灾害情形。每到水生之时，首先老百姓要考虑水利，洪水一来，田地尽毁，一场辛苦化为东流不说，全家老少的口粮就是问题。种粮食就是为了与天争命，趁着洪水未到，先抢收庄稼。有了存粮，就可以活下去。依我看大家种稻麦豆子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它们所值有限，却都是救命的食物。种这些东西日子穷一些，倒不至于饿死。再者说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总不能所有人都去种桑麻，如果种粮的人比种桑的人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他的观点不能算错，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是切中要害。明末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作物越种越多，南方的米粮产量大减，导致在粮食问题上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
如果范进眼下是在朝廷大佬的角度，会对顾实的话表示赞同。毕竟在那个高度上，百姓只是个数字，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就谈不到动感情。可是在县令这个身份，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想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就注定不一样。
人做事除了对错，还要考虑利益。尤其是站在自己角度上，这件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总是第一思考要素。范进如果是应天巡抚，就会从全省的布局思考问题，但他现在是上元知县，要管的就是一县的民生以及县里经济发展。
所谓父母官不是说说就算的，他得考虑这一县子民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为了自己这一县利益跟其他人争权打架，也再所不惜。
大明的经济结构作物分配，保证多少耕地红线，这种全国高度的话题，得等他做了京官以后再行考虑。至于眼下，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上元经济搞起来。让上元的百姓越来越富，吸引更多人流入上元，这才不负自己的岗位，再者非如此也没法满足课税要求。
上元的地租虽然是东南最低，但是上元的赋役却是东南最重。原因就是曾经离国都很近，抓这里的差最方便。眼下虽然国都早已不在此，可是徭役未减。再加上大批的不服役人员，这些在酷暑时节挥汗如雨肉袒深耕的农夫，几乎人人头上都清楚，这事是我做的，与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