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写文章的时候，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在我们的电脑屏幕前，或者是纸稿上好像总会有一个看不见的人与我们对话。
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人来看我们的文章呢？大概最好是那些能得到自己认可的读者，儿童、文盲、甚或“群众”大抵都不在我们的言说范围内，与他们说话很少能有效益，也不值得我们脑酣耳热大费周章。曾有人说，每个作家都是一个自卑与自负的结合体，书未付梓时誊改再三，仿佛每一处都有不妥，真要是到了成名以后，又演讲又开会，讨论写作心得仿佛每一处都见出好来。
《达尔文1859》是一本少儿读物，开篇的序言很有意思。江晓原说，有些大人觉得大人之间才可以讲真话，大人对小孩还是要讲假话。的确，这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眼中是习以为常的熟情。这里隐藏着这样的逻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根据双方之间在信息位置、话语能力的不同而有所控制。这种控制，就是通过语言能力对言说实施宰制，本质上就是政治。我是宣传部，你是群众，新闻稿是我来发的，我就要控制，把新闻稿改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在党委会内部，我们可以发内参，可以讲真话。这就是放大版的大人对小孩讲假话。因为你想，大人和小孩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信息和言说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同样存在于大人们中间。既然总会有“强”的大人，就会有“弱”的大人，“强”的大人控制言说就是合理。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与大人对小孩讲假话完全一致。
我们对这种语言的政治实在太熟悉了。但凡向别人夸耀自己的文章好，扯虎皮拉大旗是必须为之的。“诺，你看看”八成讨不了好，要是换成“某某某觉得好”立刻就不同了。这种政治还往往表现在对文本的各种删节、修改、断章取义上，为尊者讳就是中国古代修订文字的一大传统，领导和老爸在文章里连名字也是提不得的。
但凡历史书，都要删减大量的文案，仅留下几句话，把重点放在重要人士的争锋相斗上。历史意识就是对政治化后文本的天生怀疑。通过历史的手法，把那些文本历史去文本化，去政治化，才能把真正的筋骨露出来。可是在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当代，所有的政治都会被文本化，所有的文本都会被政治化，你只看得见字，看不见人，看不透字里行间的来龙去脉。但你浑然不觉，引以为真，将“大人”对自己说的假话视作事实，却又只能在真正的事实前碰得头破血流。
作为原始文本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具有历史真实的，但是作为我们印象中的物种起源、进化论和达尔文却仅仅具有政治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