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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巴黎还没有意识到战时的舆论宣传到底有多重要。这已经不单单是胜利的宣传，更是战争的总动员，虽然发布了《告巴黎同胞书》，但是临时政府最多只是做个样子，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和普鲁士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议和，赔点钱息事宁人，打不过对方，早点认怂得了。
但拿破仑偏不。
他知道俾斯麦想做什么，这场战争并不是单只赔款这么简单，他们还需要在法国东南部制造一道能够抵挡法军进攻的屏障，割地赔款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莫大的耻辱，拿破仑绝对不允许法兰西第三帝国出现割地赔款的屈辱性条约。
他拍着勒夫洛的肩膀，“你们都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现在，或者将来都然是领导总体战的基础。
鲁登道夫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教训中意识到，人民是实行总体战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拿破仑需要动员和宣传所有人民力量的缘故。
“在这场战争中，人民这个词汇及其实体，已经被推到了第一线。同时，民族精神在平时，尤其在危难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意义已为大家所认识。虽然在总体战中保卫国家与民族生存密不可分，但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毕竟不是国家而是人民。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或后方。”
由于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体战的中心是人民。因此，总体战的领导必须考虑人民这一因素，总体政治应为总体战领导提供人民的力量并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服务。
“这样一来，为战争而宣传的重要性也就显得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把控好舆论宣传这一点，将来击溃我们临时政府的不是普鲁士军队，而是我们被鼓动的人民！”
德国和俄国在一战时期给出了鲜血淋漓的教训，前线的士兵拼死拼活的战斗，后方的资本家，工人阶级不是引发暴动就是紧密的跟交战国签订投降协议。这对于拿破仑来讲，是无法接受的。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奉献一生的帝国，拱手相让给法兰西的世仇。
拿破仑转过头，对特罗胥总督说道，“从现在起，巴黎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严惩泄漏军事机密者，封锁与中立国家的边境交通，禁止集会，逮捕不满者的首要分子，以及监督铁路交通和广播进行等。掌握新闻报纸各种出版物及其他可利用的手段进行精神动员。将战争的情况向人民作及时和如实的公布，避免为造谣惑众者提供可乘之机。”
拿破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下去，“尤其是这种鼓励法兰西人民英勇抗战的实例，需要多加宣传。”
一个成熟的民族要求其政府讲真话，而政府并不能每时每刻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将会从中获取重要情报，但一些战事的最后结局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应如实公诸于民众。
这就是拿破仑从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中总结下来的经验，运用在普法战争中同样有效。
“这一次我们需要更加鼓动人心的口号，同时也是为了告诫普鲁士巴黎抵抗到底的决心。”
“《法兰西将战斗至最后一人》”
法兰西将战斗至最后一人，渲染了整个圣康雷战役的悲情和惨烈，尽管这只是一场失败的围歼战争，在数倍于敌人的包围之下，举着三色旗帜的士兵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投降。
出于宣传的需要，拿破仑在巴黎上大量的宣扬了政委这一角色。
宣称他们是法军的精神支柱，是整个军队团结的主心骨。只要政委还在，法兰西的军队就不会后退一步。
而且为了配合临时政委的抗战，布朗基主义者虽然没有机会扩大国防军队的力量，但是在布朗基的领导下，依旧对法国军队抗击普鲁士的入侵抱着高度的肯定。布朗基支持拿破仑的做法，国内的势力应该统一和联合在一起，共同应对他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