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们中的一部分人看来，孩子们能决定什么呢？本身让孩子们参与这种危险的投票就是在胡闹。
而要保证这不演变成一场真正的胡闹，那她们就必须做出相反的选择。
――这还能怎么说呢？会这样想的女人大多数都已经做了母亲，而一个女人但凡做了母亲，就不能不考虑孩子，那么她就不免要变得小心谨慎，说不准还要变成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生物。
贝内特太太就再三对贝内特先生强调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一天到晚和一个杀人犯在一起。如果非得这么做，她宁愿做个坏人，连第一票都投反对票，让那该死的丫头直接去死。
贝内特先生虽然不是什么道德感天生高人一等的家伙，但这种话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人”是不管怎样也听不了的。看得出来，在他惊怒交加地瞪起眼珠子的时候，他是很想让贝内特太太直接滚的。
如果不是玛丽站出来保证说第二票母亲也可以随着自己心意投出，具体安置工作老查理已经保证会由镇上教堂来接手，恐怕当天他们家就该爆发一场真真正正的战争了。
想到这里，她又想回头看一看贝内特先生，但这回她强逼着自己忍住了。
她心里有些埋怨贝内特先生，更有点儿埋怨自己。
她不该兴冲冲地将在赫金斯先生家读到的那份伦敦小报拿给父亲看的，她看到上头标着的B先生条件反射就以为这是父亲的新作。
当时真是昏了头了，就算父亲写了新的故事，也不会拿到那种三流小报上去发表。
虽然自己的过错不能逃避，但说实在的，伊丽莎白觉得这其实并不完全是她最近过于得意忘形造成的恶果。
故事的叙述承接了上一次在《旁观者》上论证婚姻的危险性和必要性那篇文章的脉络，完整而生动的讲述了一个贫家女纵容夫婿追求有钱人家的女儿最后鸡飞蛋打的故事。
她一直以为上一篇在权威期刊《旁观者》上发表的论文是父亲的大作，那么其中那个小故事的拓展是父亲的补充又有何不可呢？
她怎么能想到最后的结果是父亲把玛丽唤去告诉她在二楼给她单独设了间书房――那可真是书房，一排排靠墙的书架只有一小半是被填满的，中间空了一大块地方空荡荡什么也没摆，不知道要干什么用。
如果是在平时，她一定会为玛丽和她一样拥有了自己的练习室而感到高兴，但结合后来父亲那阴晴不定的脸色，连她这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都无法断定父亲这一安排到底是对玛丽的支持还是束缚了。
就说今天早上吧，玛丽本来可以和他们一道出来，最终却被父亲要求在家帮忙看孩子，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软禁吗？
伊丽莎白想到这些胃里沉甸甸的，连周身的狂风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她步履沉重地随着菲利普太太一起向两个牛皮纸密封好的箱子里投了票，而后退到一边。
这时候她注意到菲利普先生在助手的指引下突然从市政厅里跑了出来，菲利普太太看到他出来叫了他，但菲利普先生理也不理，擦着脸上的雨水和汗水就这么跑出了广场，向街的另一头跑去。
贝内特先生觉得情况不对，嘱咐伊丽莎白跟紧她母亲，便也追着菲利普先生离开的而去。<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