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作者：罗开玉来源《三国情思》
本文不代表小蛇观点，不过一些资料数据都很不错
东汉晚期至蜀汉早期，巴蜀土著豪族势力发展至顶峰，一呼百应，敢与地方政府、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如中平五年蜀中爆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黄巾”起义，攻占雒县，捕杀州刺史后攻下成都、武阳等地，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面对义军，官军节节败退，几无抵抗能力。但犍为豪族贾龙却率家兵，多次击败义军后，又召集溃散的官吏、军队等，最后消灭了义军。刘璋接任益州牧之初，刘焉旧部赵韪企图，便率领土著豪族武装一直打到成都城下。在刘备攻打汉中之际，蜀中豪族马秦、高胜率部曲数打下V县、牛@、资中等县城，威胁到蜀汉统治的腹心。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主要由南中土著豪族搞的南中叛乱，诸葛亮不得不亲自率军前往平乱。这些表明当时蜀中豪族已是一股极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蜀汉建国后，怎样对待土著豪族，在统治者内部曾有过一些分歧，最后统一在诸葛亮的从严治蜀、坚决打击、抑制土著豪族的国策下。本文试就蜀汉土著豪族的发展渊源、主要特征、蜀汉政府对土著豪族的主要政策及其影响做一初步研究，欢迎指正。
一，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之渊源
豪族，古籍中或称豪强、豪宗、豪家、豪右、奸豪、豪滑，强族、大族、大姓，宗强、右姓、旧族、大家等。在我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豪族初兴于西汉中期，发展壮大于东汉中、晚期。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势力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多数豪族是经东汉逐步发展形成的。东汉中晚期，巴蜀豪族大姓的势力空前发展。他们垄断经济、于预政治、武断乡曲。广大农民逐渐丧失土地，沦为部曲，失去自由。
残余奴隶制度是豪族发展的动因之一整个东汉时期,巴蜀地区一直存在残余的奴隶制度。东汉政府曾采用各种手段，在蜀中大量释放奴婢。光武帝平蜀后，虽曾多次诏令释放奴婢，但却未能解决产生奴婢的主要来源，即未解决土地兼并、财产集中等问题。建武十五年“度田”事件后，政府对豪族买卖、使用、虐待奴婢之事，基本上采取姑息态度。故东汉早期，虽在光武帝时奴婢一度有所减少，但至明帝、章帝时，又超过了西汉末期；更为严重的是，被豪族大姓控制的部曲、家丁数目大幅度增加，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建武十二年春三月，汉军尚未最后攻下成都，刘秀便在洛阳发布诏书：诏陇、蜀百姓被略为奴婢现又提出自讼者，及狱官未报告者，全部免为庶民。十三年十二月，又再次下诏；益州百姓在公孙述时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托为人下被迫为妻，欲去者，听任自去；谁敢拘留，按青、徐二州《略人法》论处1。但这些政策遭到了地方豪族、大姓的一致抵抗，如在释放奴隶时，其主人要求退还买奴隶的身价钱等。结果，释奴措施在许多地区都不能贯彻落实。朝廷了解情况后，又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于建武十四年十二月再次下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圳免为庶人，卖者无还值。即规定凡从建武八年以来曾向所在地宫府提出自讼的奴婢，皆释放为庶人，不准追索奴婢身价等。这个政策在蜀中贯彻较好。从考古资料看，东汉初期，巴蜀地区的奴婢数一度比西汉晚期、王莽时期明显减少，但奴婢及其买卖仍广泛存在。这些措施无疑会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流民丧失土地、兵荒、严重的自然灾害，是造成东汉流民的主要因素。流民泛滥，少则影响税收、徭役、治安，大则酝酿暴动、起义，威胁整个社会。王莽时期，战火四起，大批流民涌入巴蜀。东汉政权建立后，中原，关中等地豪族兼并较巴蜀发展为快，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又涌入巴蜀。与此同时，一些少数民族，或主动内属，或被掳入为奴婢。故巴蜀的流民较外地更多。东汉政府曾采取一些措施，使流民定居。如明帝即位时就颁诏天下：流民无名数欲自占者赐爵一级。自占即定居。永平三年、十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又多次规定流民欲定居者赐爵一级。永平元年、建初元年、元和元年，中原、关中等地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瘟疫，特别是牛疫流行，大批牲畜死亡，垦田减少，谷价昂贵、灾区贫穷者被迫流亡。与此同时，巴蜀地区却大获丰收，又吸引进了不少流民。元和元年，诏令各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田者，恣听之”，即允许贫穷无田者流动，同时又规定这些人所到的郡国，应赐给公田，借给粮种，贳与农具，五年免租，三年免交人头税，若无公田则应设法尽量雇以耕佣。这样，进入巴蜀的流民除一部分参加边地开发外，一部分则转变为豪族大姓的仆从耕佣、家丁部曲。流民的产生，与豪族兼并有关，流民向部曲的转化，加速了豪族兼并。这种恶性循环，在东汉早期，甚至整个东汉时期，从未停止。
光武帝刘秀本身是豪族。东汉政权，亦是依靠南阳、颖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集团支持，才得以建立‘。其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绝大多数系豪强地主。东汉初期，为扩大赋税来，巩固中央集权，刘秀曾试图用“度田”措施限制豪族的发展。但此举立刻遭到了豪强地主的普遍反抗，同时也遭到各层官僚的消极抵制，朝廷也就不了了之。综观两汉政治、经济，西汉对豪族的基本态度是抑制，东汉则是放任。东汉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大体都有利于豪族地主的发展。
东汉早期，除短时间的个别地区外，巴蜀地区的各级统治者，基本上都以各层豪族地主及其子弟为骨干。如蜀郡守张堪，系南阳豪族子弟，年青时将先父遗产数百万钱让与侄子，因此闻名。蜀郡守第五伦，在西汉末年战乱时，率族人筑碉堡等坚守，铜马、赤眉义军前往攻打数十回，皆不能下。可见其抵抗能力之强，势力之大。蜀郡守陈宠，沛国豪族，世代为朝廷命官。蜀郡守廉范，战国赵将廉颇之后，祖父廉褒，西汉成、哀间为右将军，父廉丹，王莽时期为大司马庸部牧，家里田地财产极多，为杜陵豪族。南阳西鄂人王子稚，曾任蜀郡太守，家累千金，无子，死后由三女各出钱五百万筑墓并修墓楼等。仅这一笔费用便相当于当时个50个“中产”之家的总值。东汉制度，郡椽、县吏主要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人大体都是当地豪族子弟。乡里统治，则由豪族直接担任。这样便形成了以各层豪族为中心的豪族共同体。该共同体与政府虽也有许多矛盾，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首先富起来的人以官吏为多。史载永平年间，蜀地“人吏富贵，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牛怒马，以财货自达。”。八百万，相当于当时八十户中家之产
在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东汉早期，巴蜀地区豪族大姓的基本特征。属于东汉早期的考古资料，现已发现的较重要的有；旺苍洪江镇券顶砖墓、西昌的部分砖墓、金堂焦山、内江魏家冲、三台、荥经水井坎崖墓、新都马家山崖墓5、成都天回镇大湾砖墓。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文化面貌多承西汉遗风，墓葬规模较小，随葬陶俑类型少、数量少多系拱手而立的男女俑；体型小、表情呆滞。从陶俑看，这时家丁、部曲、奴仆内部分工不细，奴婢一般直接来于农家，未经过专业技艺训练阶段。这些表现了经济恢复之初，豪族大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特征。这一时期，失去土地的农民还不太多，―般豪富之家也还未达到奴仆成群。
二，三国蜀汉土著豪族主要特征
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空前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可分三大类：一般地主夕拥有数百亩土地，家产总值在四万至一百万之间。一般豪族，有土地一千亩以上，家产总值一百万至一千万之间，在一个县中属大族之一；中、大型豪族，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一千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门。此试讨论二、三类的基本特征。
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其中以郡县官吏家庭较为突出。在地区分布上，以川西平原者最富，川东南、川北山地豪族经济力量稍次，但其掌握的部曲、家丁等武装实力，则可能大于了川西平原者。川西高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的部落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土地私有观念不浓，甚至尚未兴起：富者家不足百金，谈不上豪族。
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共同体内，农林牧副渔及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飞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西汉王褒，仅系当时资中的一般名门，但在《僮约》一文中要求奴仆要做的劳作，便有农作、水利、畜牧、打猎、打渔、木业如制船，商业则北到洛阳飞南达益州、西到武都经手各种买卖，手工业如白做刀矛飞园林业如种植桑树、果树，副业如织席、编绳等。迄至东汉中晚期，自给自足的体系更趋细密完善。巴蜀东汉豪族，往往“家有盐井”、酒坊、冶炼作坊等。
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农民――徒附。当时一般以家、族、姓、宗为纽带，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聚族面居。豪族地主凭借经济力量，兼任族长；也有的族长靠宗族的力量，发展为豪族地主。大的活动，如械斗、服役、迁徙等，不仅宗族自身、即使社会、国家也多以“姓”、“族”为单位征调、摊派。如东汉末年，南郡枝江人董和西迁入蜀，便是“率宗族”而行。正因他有一支基本队伍，刘璋才先后委任他为牛@县长、江原县长、成都县令等。宗族中一般成员与族长的关系，外表上是同宗关系，实质上是依附关系，是徒附。他们租种族长的土地，也得给族长交租、服役。他们的政治态度、经济活动，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须取决于族长的态度，服从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当时豪族纷纷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杀祭”等手段，来统帅大家；对外械斗动员、处理违犯“家规”、“族规”者，一般也在祠堂举行。汉末三国时期家族纽带的加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战乱频繁、官吏、匪贼祸多，迫使人们靠家族的集体力量来抵抗外侵、扩展势力。但仅仅依靠家族力量亦颇受限制，亦感不足。于是，大豪族征服小豪族，小豪族依附人豪族。故到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大豪族可一呼百应，与地方政府、与起义军队相抗衡。在大家族的庄园内，除同宗外，还拥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与奴婢不同，它不是通过买卖或抢掳而来，通常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自由的，可以选择豪族地主；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依附民实际上受着种种人身限制。所谓“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为之服役”正是其形象写照。
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供其日常生活驱使。一般来说，西汉奴婢用于生产，东汉三国时期的奴婢多用于生活。汉末三国豪族通常不使用同宗奴婢。除部分边远地区豪族使用部分抢夺、掳掠来的奴婢外，绝大多数系买来，或抵债而来。如雒人折象，有奴婢八百人。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如成都犀浦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当时对奴婢可买卖、打骂，不能擅杀。时人以奴婢为重要的财富标志之一。嫁女多以奴婢为陪奁，分家须均分奴婢。象征奴婢身份的俑，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甚多，不仅陶俑数量增多，还出现成组的石俑，流行铜俑。其体型普遍加大，造型优美，写实，夸张、神韵谐合统一。陶俑种类新出现执镜女俑、提鞋女俑、执筛男俑、执刀俑、执刀挎盾俑、执盾俑、执棒俑、庖厨俑、说唱俑等，体型加大，表情丰富。这些资料表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其院宅楼房普遍加大飞配套，男女仆从显著增多，仆人中已有较明确、较细的分工。很多男仆手握武器、木棒，不仅护卫主人、宅院，还催租逼粮，横行乡里；其中很多人可能从小便受专门的武术训练，相当多的仆从专职从事音乐午蹈、杂技等娱乐性活动，供主人赏乐，其中多数人受过专职训练。这些从事技艺性、或担任“内待”、“细活”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大量直接来自于农村的奴婢，则主要干“粗活”。
三国时期，蜀地奴隶、奴婢，在文献也有一些反应。《周群传》说周群“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才见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不避晨夜。……州牧刘璋，辟以为师友从事。”这里的奴隶可以观天象。《李严传》说：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这些奴隶显然不是生产性、苦役隶。《杨戏传》说：说诸葛亮尝自校簿书，杨J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又说李密上《陈情表》后，武帝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奉。先主定益州后，以刘琰为固陵太守。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这些都表明，在蜀汉时期，在豪族大姓家里，奴隶普遍存在，被广泛地使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与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俑的身份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