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b>我决定不理子谦了。
刚下飞机，我本来习惯性地拿出手机想告诉子谦我到了，让他不要担心，可是想想他最后嘱咐我的那句话，我还是倔强地把手机放了回去。我回到北京的住处，子衿问我子谦好不好，我勉强笑笑：“很好！”“你怎么啦？”我一愣：“我……我累了。”我拖着大大的行李箱，迈着沉重的步伐进了房间。
不一会儿，手机响了，是子谦的短信。我瞥了一眼，没回。一连十几封发进来，我还是不理。终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忍了好几次，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手机的铃声才渐渐模糊了起来。好不容易平静了一些，手机又响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把手机重重地摔了出去。随着“啪”的一声脆响，手机瞬间变得支离破碎，铃声也终于戛然而止。我把自己缩在被子里，开始小声啜泣。眼泪肆意地打湿了我的脸颊，打湿了枕巾，打湿了被单。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哭累了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而且睡得很沉，沉得像是进入了海的深处。那里是漆黑一片的，没有光，也没有游鱼。有几次想要醒来，可大脑发出了指令，眼睛却迟迟无法睁开。也不知道在梦里挣扎了多久，我终于觉得梦里透进来一束光。
我是被敲门声惊醒的。子衿叫我出去吃饭。我先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勉强笑了笑。像往常一样，我坐在子衿身边，安静地夹着盘子里的菜。子衿把一块肉放在我的碗里：“你老师刚刚给我打电话了，问我你回来没有，我说回来了。他说发短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不接，再打就关机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眼眶有些酸酸的：“我刚刚睡着了，没听到。然后……然后我不小心把手机撞到地上了，摔坏了。”子衿心思向来很细腻：“怎么了？你和你老师吵架了？”我勉强扯扯嘴角，对着子衿笑笑：“没有！”
回到北大之后频繁的离别让我总结出一个规律，想忘掉子谦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喝酒喝到烂醉，要么就把事情安排得没有任何空隙。我答应过他不再喝酒，所以我的王牌就只余下了后者――这学期开学的前三个月，我白天把时间交给课堂和实验室，晚上则泡在图书馆，埋首于一堆英文资料之中。偶尔登录qq的时候，总会收到熟人的留言，大多数时间都是抱怨自己的生活，同时表达对我的羡慕。每当看到这些不明就里的揣测，我总会将鼠标挪动到窗口的右上角，轻轻地点下去――既然他们以为我过得很好，那就让这种以为在他们的心里多停留一会儿吧，能在别人的想象中过成心满意足的样子，也是老天的一种恩赐。因为他实在没办法让你在生活中完满，于是就只能在别人的想象中弥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的事情似乎可以不必追究，比如我们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联系。
端午节那天，我和沈琛毅跑去了离学校不远处的一座小镇。酒吧里，当喝了几杯啤酒之后，他犹豫着对我说，看到我和子谦在一起的时候，他第一瞬间觉得有些慌乱，好像是看到了一个他不该知道，却又始终存在的真相。那天晚上，他一支支地抽烟，我一杯杯地喝着饮料，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我将自己和子谦三年多以来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那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这么细致地说起子谦，不再是那些发生在高中时代的帮助与被帮助，鼓励与被鼓励，还有我们之间共同经历过的所有劫难与变数，包括几个月之前的离别――但我没有讲起自己对子谦的感情――我不确定他能明白，我不指望他会明白，因为连我自己在很多时候都对此懵懵懂懂。不过我很庆幸，在对此一知半解的年月里，我选择了尽我所能的克制，而不是将它夸大其词到覆水难收。
面对我的讲述，沈琛毅没有做过多的评判。他很真诚地告诉我，子谦从来都是个好老师，无论教课还是平时的相处都无可置疑，但绝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获得他如此多的惦念。破天荒的，那晚沈琛毅没有提出喜欢我云云。他只是送我到北大西门，自己回去了。
我决定给子谦写信。我的第一份信写于六月二号，我坐在窗边的书桌前，开始给子谦写我来到北京之后的第一封信。我展开茉莉色的方格稿纸，在台灯下一笔一划地写，我告诉他自己在北京生活得很好，我跟老师朋友相处的很愉快，我还告诉他那晚我和沈琛毅并头夜话，我只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而不是情人。我将那封信随时带在身上，有时间就会拿出来写。前后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用掉了一本稿纸才彻底完成。我把它寄出去，然后开始写第二封信。从六月初到七月中旬，接近五十天的时间里，我的信写了整整三十六封，不谈前三个月的难过和困顿，就只是在讲自己生活里最好的部分。子谦一封都没有回过，不过没关系，是我不让他回的――在每一封信的最后，我都写了“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和“不用费心回复”两句话――我只是希望他能看到，我如他所愿的有了自己的生活，尽管它来得那么迟缓而艰难，可好在它还是来了。除了，他希望我和沈琛毅在一起，这一点我真的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