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小飞戴着一副八百度的金边眼镜，一脸的青春美丽疙瘩豆，看上去满忠厚的一个男孩，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后来的交流中感受到了他的厚道。
燕小飞很快和我们团结起来，他是个直肠子，只要认定了也敢于出头。在一次和院长谈判涨工资的时候，他的表现就很出色。
那是两个月后，我和大嘴等人愤愤地谈论着刚来医院时院长承诺工作两个月后涨工资的事。
大嘴骂道：“他妈的，这医院真是垃圾！俩月？这都半年多了，一分也没涨！”
“就是，就是，”郑午在一边拱火儿，“丫太欺负人了！从一到这儿起，他们就没把咱们当过大学生！”
我想想说：“要么，咱们不干了！”
“不干？干什么去？”郑午反问。
我也不知道，可真的不想干了，呆在这里感觉是在浪费青春。一个有抱负的人是不会长久呆在精神病医院做最底层的护工的，虽然我并没有什么理想或抱负。
“可以去工厂做操作工啊。”燕小飞突然走进来说，“怎么？大伙儿都不愿意干了吗？”
大嘴见燕小飞进来，问：“你来的时候，他们有承诺你两个月后涨工资吗？”
燕小飞皱着眉头说：“有，现在都快三个月了，还没涨呢。真是还没有我同学找的那个工厂好呢，包吃住一个月还1500呢！”
大嘴啐道：“这破地方要攒俩月钱才能买这么个MP3！”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MP3来。
我从大嘴手里拿过MP3，问：“丫什么时候买的？多大容量？多少钱？”
大嘴说：“前两天和方昕一起去淘来的，256MB，299块。”说完，又嘟囔着：“过两天还得去换，尽死机了……”
郑午笑着说：“看见了吗，这就是支持国产货的下场！”
大嘴咬着牙说：“就他妈这点儿工资，我想不支持国货都不行呀！”
“我觉得小飞的话很有道理。”我突然说。
“你想去场子里工作吗？”郑午问我。
“也不是不可以，在这儿都能呆着，什么地方还不行呀？”我说。
“这么着吧，”大嘴说，“咱们去找院长问问，看她怎么说，要是坚持不给我们加工资，咱们再想对策，OK？”
大家一致同意，去找了院长，结果可想而知，老太婆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我们的加薪要求，如医院现在是创业期艰难啦，效益不好啦，病源不足啦之类的。
于是我们开始计划寻找新工作。
这段时间里，我和耿惠贤熟悉起来，有一次我问她：“耿阿姨，您那时侯说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和您说话，他说的是什么啊？”
耿惠贤笑笑，她的笑很平静：“这我从没有和别人说过，病历里也没有写吧？”
我点点头，问：“为什么不说呢？”
耿惠贤轻声一叹，说：“其实我也知道那是假的，是病态的幻听，毕竟我在卫生口儿干了一辈子呀。可是，那个声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小童的声音。”
“啊？”我问，“小童？”
耿惠贤微微一笑，说：“小童是我年轻时候的男朋友，他现在在美国，这些病历上应该都写到了吧。”
我点点头，没说话。耿惠贤继续说：“他的声音在我脑子里不断地响起，他说他在市郊那片坟场等我，不见不散。我是个理智的人，并不相信，可听他的声音，就好象他真的回来了，在身边一样亲切，我没能抵挡住那个声音的诱惑，心里明白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小童在美国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他怎么可能抛开他们回来呢？他生活的一定很幸福，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了，没有见过他，连一张相片也没有，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我，或者已经完全把我忘记了……”
我看着耿惠贤，她悠远而深长的眼睛湿润了，我问：“在坟场？不害怕吗？”
耿惠贤缓缓地说：“害怕？已经顾不上害怕了。只是一心想着能见到小童，哪怕只是幻觉也好。至于为什么是在坟场，我认为那是我潜意识里自我保护的东西在作怪吧，它或许是在告诉我，小童在我的心里已经是个死人了，并指导了我的行动……”
我长吁口气，耿惠贤用她的一生捍卫了唯一的爱情，这样的爱是如此沉重而又令人敬畏。我想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也不想去做，毕竟人只活一次啊。
那段时间，我经常陪老太太聊天，她对我也是很信任的，我答应为她保密，并遵守了诺言。
虽然我们决定了另换工作，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行动起来。大嘴和方昕纠缠着，郑午和苗雨洁温馨着，都没能抽出时间找工作，燕小飞是个本分人，他只想安稳的调换工作。我被卫琪粘着，心里很着急，却没能真正行动。
我不能总是这样了，腻了，很腻，非常腻。整天呆在病房里我很压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有种窒息的恐惧。这比当初在眼科更加难过，我时常感到周围的空气不够呼吸，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压抑的心情却没能得到一丝释放。
孤独的感觉会像聚集了很久的火山一样爆发，静静地坐着却感觉快要发疯，一分钟，一秒钟都不愿在这里呆下去。
我冷冷地看着被绑在床上的病人，他苦苦的哀求丝毫没能打动我。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被束缚在一张小小的单人床上吧，我想。
那天，我突然接到了仨儿的电话，他说一会儿来接我，让我等着他，说完便挂了。
不多时，仨儿风风火火从门外进来，一屁股坐在我床上，甩头递给我支烟：“最近怎么样？米奇。”
我看着眼前的仨儿，有点惊讶，好象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什么，时间倒转回一年半以前，我说：“这里还能怎么样，早腻了！”
“你丫就是一点儿常性没有，搁哪儿都呆不住！”仨儿笑骂着我。
“得了吧，”我说，“说常性我可不如你，谁让你是艺术家呢！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成的‘家’呀。”
“哎——”仨儿笑道，“今儿你说到这儿了，就得跟我走一趟了。”
“啊？”我不明白，“干什么去？”
仨儿笑得跟一朵花儿似的：“今天是我冯元个人画展的第一天，特地接你参加的！”
“什么！”我吃惊地问，“你？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