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上回讲到“戚家军”利用对付“倭寇”的“鸳鸯阵”来对付“蒙古骑兵”，通过扩建“混成旅”，使之威力大增！
“戚家刀”其实并非“戚家军”最先装备的战刀，只不过最适合“鸳鸯阵”而已。中国古代所讲的“十八般兵器”就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锏、锤、抓、拐、流星锤。尽管弓弩、盾牌、锁套等偶尔也算在内，但通常拿出另说，而“刀”被排在了第一位，说明“刀”在战斗中有很重要地位。
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刀”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明、清时候的军用战刀。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历经明、清两朝而盛传不衰的“戚家军”用刀，也就是一种单手执刃的短柄修长窄身且尾部略带弧度的直弯刀。
而明朝将领戚继光在自己所写的《纪效新书》中曾经提到：“长刀自倭寇传入”，但与《练兵实记》及后来的《武备志》中均无“腰刀”设计受“倭刀”影响的记载，因“倭刀”原形乃双手执刃的“唐直刀”略带弧度。
“腰刀”书示狭身而曲刃，非“柳叶刀”而似“雁翎刀”。戚继光本人的其他著作和明代史籍中均未发现有“戚家刀”的字眼，或其为“仿倭腰刀”之说法，毕竟“倭刀”即“日本军刀”虽然威力很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
根据戚继光自述，“腰刀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这说明与“倭刀”之起脊镐造刀身和带切先之刀尖大相径庭；其次，“腰刀”是单手使用，不属“双手刀”之列；再次，“腰刀”后期发展成为明朝骑兵的主要近战武器。
但明朝时期的“倭刀”并不适合骑战，而是以步战为主。所以，由此可见，所谓“戚氏仿‘倭制腰刀’以对拼‘倭长刀’为‘腰刀’”之类的说法应该为后人猜臆之词，虽然“倭刀”能轻易斩断明朝“军刀”，但那是工艺水平问题，而不是刀用得是否顺手，毕竟明朝时期的“火器”大量普及，让朝廷和地方官府对“刀”的重视下降了。
由于明军在作战中，过于依赖“火器”而逐渐轻视“冷兵器”，导致明军在与敌人短兵相接时大为吃亏。好在“鸳鸯阵”的出现，改变了明军对付倭长刀时“短器难接，长器不捷”的局面，让明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但究其原因，是长短兵器协同作战的“组合拳”制约了倭长刀技术和能力发挥，而并非戚家军的“腰刀”比“倭刀”锋利和坚韧，相反，在两者对砍中，戚家军的刀也同样会被日本刀当场砍断的，但团队作战不怕。
于是，有人认为“戚家刀”采用了后人盛传的所谓“学习自倭刀‘包钢制法’之结果”，却根本是无稽之谈。
当然了，还有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或许戚继光把“仿倭腰刀”改成了“刀柄下弯”以利单手持握。但事实上，早在抗倭之前的“元式腰刀”，无论是“雁翎刀”还是“柳叶刀”，其刀柄早已经是下弯的了，而在戚继光的两部著作和茅元仪书中插图的腰刀，其刀柄则多数是上曲的，反倒是有点像“日本倭刀”的刀柄样式。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在明晚期的很多“腰刀”上可以看到受“倭刀”的影响，毕竟这是“明刀”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之一。但从客观上来分析，这种影响或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始于明初甚至可能更早，而在朝晚期达到顶峰。这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凭借个人的喜好或希冀，把它归结为戚继光的功劳或业绩了。
至于“戚家刀”一词，如果真的在当时存在的话，那也仅仅是把它看成对“戚家军用刀”的称呼而已，其形制与当时其他明军部队的“腰刀”并无太大区别，并非专指“仿倭腰刀”，毕竟冷兵器是逐渐被“火器”取代的。
同时，“戚家刀”这个词也更接近描述“戚家军”在配合“藤牌”所用时的“刀法”。因此，从戚继光对“腰刀”在不同阶段的使用方法和配备情况可以看到，刀和其他兵器都必须随着战争的需要发生着相应演变才行。
当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后，其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兵器的高低，同样没有任何兵器可以做到一器通用或无懈可击，除非历史发展到后世，出现了“热核武器”这种超大规模的具有毁灭性威力者。
刀也如此，不同的刀均有特殊的用途，单手腰刀直接对拼双手倭刀自然是输多胜少，而在以毛竹削制的狼筅配合下和藤牌的保护下却能同样可以斩杀倭寇，履立功勋。
这所有一切，都来自于“戚家军”的“鸳鸯阵”，而作为此阵的设计者，戚继光将军也是功不可没的。因此，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国腰刀的使用和在战争中的地位达到了唐朝以后冷兵器时代的又一个高峰。
“倭式腰刀”虽与“倭刀”关联深刻，但亦有相当区别。从锻造结构看，“倭式腰刀”多为身软刃硬的嵌钢结构，异于“倭刀”外硬内软之包钢结构；
从热处理和淬火看，利用了铁无法淬火的原理，整体加热，不需似倭刀之敷土淬刃，工艺节俭，但效果相同；从柄茎的结合方式看，采用的是传统的尾铆固定法而非目钉固定法；
从佩戴方法看，采用的是“双箍环悬挂法”而非腰带协插法。因此，从外装看是传统的中国刀装饰而非日本刀装饰。“戚家刀”的刀装主要材质有两种，一种是铁装，另一种是铜装。手柄装具的造型由可以分成“方形”、“四瓣瓜型”、“柄头下弯茄形”等常见的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