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火如荼的发展形势，复兴军终于整编到二十个甲等师，二十个乙等师，并取消了民兵建制，因为根据新的体制，复兴党将不会再直接掌控地方政权，浙江、台湾、南海、山东等地也将和上海一样，通过孝廉选举产生各省布政使和法司。
当然，复兴党作为一个有着共同行动纲领的政党，党代表大会暂时还保持这对各省行政的协调权，李彦作为党魁，同时也担任复兴军总统领，依然保持着对军权的控制，对政权的影响，而分别隶属于诺贝尔财团的华夏基金和隶属于复兴党的复兴基金，又控制着大量的工需企业，经济命脉。
原属于华夏总督府的各部门，顺利转成复兴党党部的有关机构，大量官员开始外放，以切实控制地方，推行新政实施，在上海政改以后，浙江、福建也基本以同样的模式进行了调整。
五月，华夏联盟首次联盟大会在上海召开，之所以选择上海而不是南昌，显然是与李世贤比较起来，复兴党更让湘淮放心，而在这次联盟大会上，虽然以五省联盟的国士大会为核心，但十几个行省的代表，以及三大党派正式亮相，构成了未来政治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
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江北五省都已经完成了四级选举，按照新的选举模式，州县选孝廉、府道选贤良、行省选大夫、联盟选国士，孝廉、贤良、大夫、国士构成四级民主的基础。
联盟首届国士院由五省选出的国士担任，名额平均分配。每省都有十个名额，这五十个人也成为联盟最高权力地掌控者，即便是已经定下的内阁宰相李世贤在这个时候，权力也远远不如国士院。
在这五十个人当中，只有十六名复兴党成员。其中福建省六人，广东省五人，江西省三人，江北两人，福建省剩下的三名国士中，还有两个太平党人，一个儒党成员，还有一个无党派；广东、江西剩下的都是太平党人，一共是十二人；而湘淮组建的儒党，除了湖南十人、江北八人。还有福建一人，一共是十九人。
从国士名额地分配便可看出三个党派目前的路线，复兴党相对更加开明，除了优势明显的福建，在广东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儒党不愧是文人精英，不仅牢牢控制了湖南，在江北也只是给复兴党留下两个名额，其路线非常保守。而太平党组织经验相对不足，加上在广东、江西复兴党又确实有较大的影响力。毕竟近半地盘本来就是复兴党让出来的。所以两省也让复兴党舀下八个国士席位。
如此一来，儒党俨然成为国士院第一大党，但是叶枫和李世贤达成协议，复兴党和太平党组成联盟，却又超过儒党，获得组阁权，李世贤顺利成为联盟内阁宰相。
不过首届内阁的特殊性决定了三方都必须妥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三党联合内阁，除了李世贤成为宰相，太平党还舀下了农林部、户部、兵部。复兴党则据有外务部、文宣部、产业部等重要部门，儒党则有商务部、刑部、内务部，每党占据三个部门。
传统来说，户部、兵部、刑部、内务部，包括商务部、文宣部都是很重要的部门，而外务部、产业部、农林部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因而复兴党在内阁中的权力并不大。所以在法司部门就得到了弥补。当然这也是叶枫的交换策略，另外懂新法地也基本都是复兴党的人。太平党和儒党也缺乏相应的人才，所以大理院、按察院的院丞都是复兴党人，隶属于国士院的都察院、立法院分别由儒党、无党派人士担任，不过这个无党派人士容闳也被看成是复兴党人。
在法司机构中一无所获的太平党则占据了国士院院丞的位置，总的来说三方对权力的分配保持了平衡，都能够满意。
而在各部院司下属吏员地选择中，复兴党提出了任人唯贤，专业对口地原则，容闳作为立法院院长，将一份官吏任用升迁法作为首份法案提交国士院表决通过，成为行政原则，并由都察院监督执行，而在复兴党掌控下的按察院也会特别关注，以确保该法得到切实执行。
首届华夏联盟国士院和政府形成以后，逐渐开始运转起来，特别是复兴党一批有着新政经验的官吏加入，让这个由三方妥协而成的权力框架逐步丰满起来，而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的内政外交，另外还有紧接着召开的行省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