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万两白银虽然不是个小数字，但作为一个国家财政中枢的总收入那就实在少得可怜了。
朱由榔虽然对古代的财政细节不太清楚，但也知道北宋时期，岁入常年保持八千万贯，按照1:1.5比价，核计白银也有五千万两，可谓富庶无比。
南渡后地盘虽然小了数倍，经济上却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绍兴议和后，财岁已由渡江之初的不满千万激增至六千多万贯，孝宗年间税赋八千余万贯，天禧年间岁入更达到一亿五千万贯，即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折算成白银也有八千多万两。
南宋岁入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与北宋不同，再考虑到南宋区域的大幅萎缩，这样的经济奇迹不能不令人惊骇。
它不仅远远甩开之前经济上尚在蹒跚学步的唐朝，之后的明朝（明朝中后期，国库岁入仅三四百万两，等三饷加派到一千六百万两，竟沦为饮鸩止渴，国破家亡的笑柄。宋朝南渡三十年，人口尚不足两千万，为明末五分之一，疆域不足明朝二分之一，岁入却近乎明朝的三十倍，按单位人口计，则是六十倍以上。），经济之强堪称空前绝后。
同样是南渡的残余政权，同样疆土和人口辖少，南明政权和南宋政权在经济上相比，简直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一个是穷的当裤子的乞丐！
双方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朱由榔心里也大致有些数，明朝不管是北明还是南明，向来主收农税（夏、秋两税），少收商税，反之南宋，工商税收十倍于农税，远超明清比重！
南宋为养兵，税收繁苛有目共睹，历来最遭后人诟病，但南宋不抑土地兼并的土地政策极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猛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达总人口的近乎一半，南宋鼓励全民经商，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第二，第三产业和中产阶级，中等之家家产三四千贯，合白银约两千两。
因此，南宋的苛税并未使其像明末走向灭亡，反倒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爆发全国性民变的朝代（秦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东汉黄巾起义，唐黄巢起义，明李自成起义，清太平天国起义，北宋的方腊宋江起义都只局限在一路。）
显然，南宋在经济上的成功对朱由榔来说很有借鉴意义，从农耕到农工商并举，将是大明未来的最终方向！
“缺额的三十多万石军粮，可用户部库银向民间收购，若是不够数，便派专人从广东乘坐海船向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等藩国够买。”
“陛下所言极是，南洋诸国土地肥沃，一年三熟，盛产稻谷，米价低廉，收购个三十多万石粮食臣认为丝毫没有问题。”瞿式耜随声附和道。
瞿式耜早年与西洋教士艾儒略往来频繁，后受洗入教，取名多默，对南洋和欧巴罗各国的风俗人情多少有些了解，和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都是西学派的代表人物，算是明末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开明官僚，也是朱由榔重用他，命他做内阁首辅的潜在内因。
明末有风骨，有节操的大臣也不少，多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道学士，民顽不灵的老顽固。
真正有担当，开明又务实的大臣确是凤毛菱角了，中枢至今阁臣都没满员，一是朱由榔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不想把一些资历老却没什么执政能力的拉进来凑数，避免这些保守派无所事事，拉帮结派，再兴党争拖后腿，二么，也实在是太缺乏实干人才了，瞿式耜最多不过中人之才，都被朱由榔委以重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人才在哪里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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