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也许，除了当时极少数最高层的领导人，情报系统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时至今日，后来的人细细梳理这个过程，才渐渐发现，当时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这个系统，事实上已经被调整为中共中央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下属的联络部和情报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次调整是受苏联情报机构隶属苏军总参谋部的影响。
这次大调整的利与弊，今天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以在下这个旁观者来看，那次调整其实是一次难以挽回的灾难。
就是在这个时候，杜自远终于被确定在军委总参谋部下面的联络部工作。这个联络部，也算是当时全国情报系统的一部分。
说这次调整是一次难以挽回的灾难，是因为它使原中央社会部系统包括原来的华北局情报部系统的工作人员，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整个系统的层级被降低，仅仅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人事方面的。因为，原来中央社会部的情报工作虽然与军队密不可分，但机构隶属中央。与当时的“军队干部”相对应，他们被称为“地方干部”。还因为许多情报人员从参加革命起，就隶属于地方而非军队。
要知道，这些情报人员在秘密战线上工作了许多年，却从来没有明确过行政职务或者级别。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想不到这个问题。
这样，当中央社会部并入军委总参谋部后，由隶属地方改为隶属军队后，许多情报人员在确定军职和行政级别时就吃了亏，甚至是相当大的亏。这就造成一些情报人员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就此离开了情报系统。
要明白一点，这些离开的情报人员，在中央社会部这个系统里，工作了许多年呀！因为这部分人员的离开，所造成的损失，是许多年都弥补不回来的。
相对比较起来，杜自远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
在确定他的职务和级别时，考虑到他原在华北局敌工部任侦察科科长，属军队系统，是正营级。他后来在武凤英的皖赣山区游击支队任政委，虽然是地方武装，好歹也相当于正团级。特别是后来皖赣山区游击支队被改编为团级的正规军，杜自远的这个正团级级别就更明确了。
总参谋部干部部的同志找他谈话时，也正式确认了这一点。因此明确他的军队级别为副师级，在总参联络部里担任处长职务。
杜自远独自一人时，偶尔想到他的级别，也只能在心里叹息一声。一九三九年，他改编武凤英武装时，就已经是正团级了。十几年后，他只能被定为副师级。他每每想到这里，就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终归，他还是有了这样一个级别。许多同志牺牲了，没有活到今天，又何谈什么级别呢？
所以，杜自远在这段时间里，就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去安抚留下来的同志，努力让情报工作走上正轨。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央又决定，军委总参谋部联络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调整合并为中共中央调查部，作为中央的直属机构。今天回想这次调整，大概应该算是对以前的那次调整，一次不言自明的纠正吧。
杜自远就在这次调整中被任命为中央调查部二局副局长，行政级别为正局级。他同时又兼任军委总参情报部二局的副局长。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央调查部与军委总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无论是工作还是人员，都有一些重叠。甚至可以说，他们其实是一个机构，但有两块牌子。
这就是杜自远在当时所处的变动中的历史时期。对此，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要说的是，中共中央调查部这个部门，在很长时期里，都是一个秘密存在的机构。它的名称从未在党内的任何文件上出现过。即使在中央会议的参会名单上，它也仅仅被称为“西苑的机关党委”，或者，直接称为“西苑100号”。
无论你是什么人，多么仔细，你在北京市过去和现在的地图上，都找不到“西苑100号”这个地址。
到了这个时候，杜自远的工作才算安定下来。但这几年的工作变动，人员变动，确实使杜自远疏忽了“水葫芦”这件十分重大的事。杜自远也一直以为，杨克勤早已收到他的报告，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但是，今天接到杨克勤的电话，才让他明白，解放初期，杨克勤并没有收到他的报告，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调查或补救措施。
到了现在，华北局情报部早已消失，中央社会部也早已消失。党和军队领导下的情报系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员流动更是巨大。“水葫芦”究竟隐藏在哪里，现在更难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