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清朝在这次谈判中是吃了大亏的，主要原因是出了内鬼。虽然索额图和佟国纲的官很大，但是由于这两个人缺乏谈判经验，又不大会俄语，所以真正左右谈判过程的，并不是他们两个人。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pereira（中国姓名徐日升）和法国人joanfranciscusgerbillon（中国姓名张诚）。
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耶稣会（拉丁文原名societasjesus，s.j.），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他们的先驱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及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1673年进入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传教士们成功进入了紫禁城——凭借自身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康熙皇帝的近臣。
正因如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真是“宠眷之隆，无已复加”。皇帝还专‘门’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于是大清的使团里也就多了两张欧洲人的面孔。
历史告诉我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实是如此！
所以大家绝对不要相信外国人会来帮助我们的鬼话，他们就是来发我们中国人的财的，至于我们国家的利益，他们是绝对不会在乎的，不给你挖坑就不错了。
1689年8月18日，戈洛文带着1700多名俄军赶到了尼布楚，而此时中国使团早已在尼布楚城外恭候半月有余！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时带了5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49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不仅粮食告罄，衣服也会抵不住西伯利亚早来的寒风。因此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双方就急急互派使节筹备一应事宜，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依照俄国人后来的说法，“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理由是“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这表面上看似体现了谈判的灵活‘性’，实质上却依然是“天朝”对“藩属”居高临下“怀柔远人”心态的反映。
与思想尚停留在朝贡体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当局制定了三套中俄边界的划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并吞整个黑龙江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满江或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俄国也坚持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中俄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持续得太久。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信使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当局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指示“为了同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俄国堡寨以换取中国开放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他们（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蛮横无礼的行动，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国外务衙‘门’的一名书吏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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