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件事的发生，却最终令拓跋焘下了全面禁佛的决心。
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聚众反魏，并向南方的刘宋王朝称臣。拓跋焘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寺院内发现兵器，遂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震怒。
崔浩趁机进言，说寺院广占土地、荫附人口，促使拓跋焘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下令诛杀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之太武法难就这样开始了。
中国封建历史上曾发生三次大的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合称“三武灭佛”。
与后世的北周武帝灭佛不屠杀僧侣相比，崔浩煽动的这次灭佛行动，确实有点过了，就连崔浩极力推荐的国师道人寇谦之都看不下去了，他曾以杀僧过多，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崔浩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极力劝告拓跋焘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
一时间，朝野间怨声载道，也引起了一个重要人物的强烈不满。
太子拓跋晃。当时拓跋晃监国，他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拓跋焘劝谏，废佛的诏书才得以缓宣。远近的沙门趁机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但北中国历经石虎、苻坚、姚兴等胡族天王建立起来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
全面毁灭一种宗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极为敏感的事件，如果强力推行，往往是祸端的开始，这点，在崔浩身上最终得到了验证。
2.明辨姓族遭忌
崔浩虽然为鲜卑人服务，但毕竟出身于汉族世家，对汉族士族门阀制度，总是怀着别样的感情。
431年，掌握北魏朝政的崔浩，搞了次本无意义的社会活动。活动主题为“明辨姓族”，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
在鲜卑国度里，搞这种东西是很危险的。因为，鲜卑的文明史太短。同为士族大姓的表弟卢玄觉察到了这种危险，劝阻崔浩不可轻为，但崔浩固执己见。
某次，有个叫王慧龙的人（自称是王愉之孙）从江南投降过来到北方。崔浩之弟崔恬因羡慕王氏门第高贵，想把女儿嫁给王慧龙。但有人说王慧龙不像真正的王门子弟，崔恬就找民俗学大家、哥哥崔浩来辨别。
崔浩一见到王慧龙，立即高兴的拍手：真正的王门子弟，地地道道的贵种。
原来，太原大族王氏（非琅玡王氏，但也是高门），世代遗传齇
鼻（酒糟鼻子），在江东有“齇王”之称。
崔浩自己在家称王慧龙是贵种，无可厚非，但可能是当宠臣时间久了，对民族隔阂的警惕性放松，崔浩还在朝中的鲜卑诸大臣面前称赞王慧龙，炫耀自家招了个贵种女婿。
鲜卑人本来就对崔浩的受宠不满，纷纷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他，有“讪鄙国化”之意。
拓跋焘觉得崔浩也有些过分了，把其传来一顿训斥。崔浩急忙叩头请罪自责，拓跋焘方才作罢，但对崔浩猜忌的种子已种下。
3．侍宠抗储遭恨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总理朝政，因受北魏三朝皇帝宠信，崔浩有点飘了，对太子晃总是以长辈的心态对待。
崔浩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拓跋晃不同意：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
但崔浩仍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忘记了自己打工仔的身份，与皇储较劲，结果可想而知。
4.国书事件遭灭族
439年12月，拓跋焘准备修订《国书》，编纂委员会成员有：主编崔浩，副主编、中书侍郎、渤海人高允，编辑、散骑侍郎、太原人张伟，清一色的汉族知识分子。
既然是修史，自然要根据实录写，拓跋焘是这样要求的，崔浩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出了一本魏国的国史。
《国书》修毕后，有人建议把《国书》和崔浩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头上，建个碑林，供路人观看，该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
监国的太子都同意了，崔浩也就放心的准备碑林去了。拓跋晃出于什么目的表示赞赏，史书无记载，但这种赞赏背后，一定隐含着冰冷刺骨的杀机。
拓跋鲜卑族，起源于游牧民族，历史自然谈不上文化灿烂，早期有些历史，甚至丑陋野蛮。《国书》作为史记类著作，自然要求秉笔直书，尽述鲜卑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
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现在崔浩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工程颇为浩大。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往来行人皆能看到。
不是谁都有呼伦贝尔大草原般博大胸襟的。本来就对汉人官员充盈北魏中枢不满的鲜卑贵族们，看到自己祖辈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个人信息被披露，皆群情激奋，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这也就直接要了崔浩的命。
正史都认为，拓跋焘之所以诛杀自己的第一辅臣崔浩，是因为崔浩灭佛招怨、明辨姓族遭忌、侍宠抗储遭恨，最终因国书事件惹得拓跋焘忍无可忍，不得不杀他来平息鲜卑贵族集团的怒气，来维护皇权的稳固。
诚然，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并经过了翔实的考证。然而，我想，有个最主要的导致崔浩被杀的因素，被史学界所忽略了。
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告状的鲜卑贵族，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告状时机。
不在喜悦时许诺，不在忧伤时回答，不在愤怒时做决定，此警句虽然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但人皆凡胎，很少有人做决定时不被个人情绪所左右。
崔浩被拓跋焘诛杀，是在450年7月5日。450年，对南北朝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450年春，拓跋焘率大军南征刘宋。魏军长驱直入，直达悬瓠城下。
悬瓠，今河南汝南。
《水经注》载：“汝水东迳悬瓠城北，城形若瓠然。”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汝水自西向东，折而南流，绕汝南城蜿蜒东去。汝水像一条长长的瓜蔓，汝南城则像瓜蔓上悬垂的一个瓠子，故称悬瓠城。
拓跋焘十万大军，根本没把守城的一千宋军挡在眼里，但悬瓠城军民在陈宪的领导下，顽强阻击魏军。拓跋焘十万大军围攻了整整42天，损兵7万，竟然没把小小的悬瓠城攻下，悻悻撤军。关于此战的详细过程，前文已述。
450年秋，宋文帝刘义隆想“封狼居胥”，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元嘉北伐，辛弃疾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把这次北伐说很不堪，但其实没那么惨。
拓跋焘虽然反击到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饮马长江，与刘宋首都建康隔江相望。但北魏最终过不了长江，军中疫病流行，拓跋焘被迫撤军。
撤军途中，经过盱眙（今江苏盱眙），拓跋焘自恃兵力强盛，向盱眙宋军守将臧质索要美酒劳军，结果差点喝了臧质送的尿黄大曲。拓跋焘暴怒攻城，结果也没攻下。
拓跋焘15岁就当了皇帝，之后又灭大夏、平北凉、征辽东、逐柔然，凭战争而立下了统一北方的千秋功业，他已然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第一人。如今，42岁已步入更年期的他却在南方遭此大辱，可以想象，拓跋焘是怀着失望、懊恼甚至暴怒的心情回到平城的。
选择在领导心情不好时，说职场对手的坏话，可能是打击对方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如今，这么多群情激愤的鲜卑贵族来告崔浩，且都有根有据，饶你崔浩是三朝元勋，拓跋焘也得把他当成一个摔碎泄愤的名贵花瓶。对帝王来说，花瓶再贵，摔了就摔了，大不了再换一个。但随着那一声咔嚓声释放掉负面情绪、换来多巴胺的分泌，才是帝王所需要的。没有一个件事、一个人，比帝王的情绪价值更重要，哪怕仅是他刹那间的快感。
450年7月5日，拓跋焘下令诛杀崔浩。
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几十名押解的鲜卑士兵，在众目睽睽之下，轮番往囚车内的崔浩身上撒尿，并嗷嗷直叫。
崔浩面如死灰，在遭受百般侮辱之后被杀掉。
拓跋焘又下令：崔浩的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要被连坐灭族。
在中国古代，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有个当官的亲戚，你也许从未从他那里沾过光，甚至他都不记得你是谁了，但皇帝诛他九族的时候，却总是记起你。
正史分析历史上大事件的起因，一般都是旁征博引，从大到历史背景，小到宫廷秘事等角度分析。分析结果看起来比较合情合理，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最高统治者不为人知的情绪变化，可能才是这些事件最大的起因。
拓跋焘杀崔浩后不久，北巡阴山，得知北魏宣城公李孝伯病世，拓跋焘感慨：“李宣城可惜！”
既而又纠正：“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此时，拓跋焘对诛杀崔浩已显悔意，应该是从遭受臧质尿黄大曲之辱的暴怒情绪中平静下来了。然而，这种悔意能有多深、多重？不得而知。
十几年前，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所在单位组织的去某名山的考察学习活动。上山后，考察学习活动轻松愉快。某天清晨，当笔者漫步在会议旧址纪念馆门前时，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那次轰动全国的会议。
会议本来是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白天开会晚上跳舞，没有一点紧张气氛的“神仙会”，为何十几天后突然变成了一次批判会？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把这次大会当成拖家带口来放松心情的神仙会时，倔强如牛的你一封不合时宜、破坏气氛的“X言书”……
当然，这些只是个人骑着思想的野马的一次信缰漫游，没有任何一点不尊重正史的意思，就此事件的发生原因，当然还是以正史记载为准。
但是老王认为，封建时代的帝王，注意，说的是封建时代的帝王啊，可以为消除对皇权的威胁杀任何人，如刘邦、朱元璋；可以为证明自己篡位或复辟的正确、正统而杀任何人，如明英宗杀于谦；也可以为皇权的脸面而杀任何人，如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后代；甚至可以为了自己一点点小情绪的宣泄而杀任何人，如拓跋焘之于崔浩。一切封建独裁的王朝，皆可消灭掉，不必看史怜古人。现在我们看所谓古代的正史剧看的津津有味，其实，真正的历史看的人脊背发凉。
拓跋焘在国史之狱事件中又一次大开杀戒，但一个人却幸免于难，他就是《国书》的副主编、中书侍郎高允。
崔浩要把国记刻成碑林，高允是反对的，但事发后高允照样也在被捕之列。
因高允曾经当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拓跋晃有意保护他。在崔浩被捕的当夜，拓跋晃把高允招进宫过夜，第二天一早带他去见拓跋焘，当时高允还不知道崔浩被捕。
到了宫门口，拓跋晃提前嘱咐高允：一会儿见到皇上，凡事听我的，皇上如果问话，你只要依我话回答就是。
见到拓跋焘，拓跋晃抢先一步：高允平时做事谨小慎微，国记的事情都是崔浩决定的，请陛下免高允一死。
高允这才知道---崔浩出事了。
拓跋焘问高允：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吗？
这不废话嘛，明知故问，崔浩一个人能写这么多？高允如实回道：其中的《太祖记》是著作郎邓渊写的，《先帝记》、《今记》是我和崔司徒共同写的。
如果高允只说这句话，那只是证明他知道拓跋焘是明知故问，故只能如实回答。那么后面这句话，就能充分证明高允刚正不阿的品格了。
高允接着说：但崔浩的公务繁忙，只是国记的总编，具体撰写的工作我比崔浩干的还多。
拓跋焘勃然色变：这么说，你的罪超过崔浩，岂能饶你！
拓跋晃慌忙替高允辩解：高允一时吓糊涂了，语无伦次。我刚才问过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
拓跋焘问高允：真如太子所言？
高允回道：臣罪当诛，但不敢说假话，太子念在臣给其当过老师的面上，想救臣一命。刚才太子不曾问臣，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焘大为惊异，像高允这样用生命去捍卫诚实的人真是少见，当场赦免了高允。
拓跋焘又让高允起草通知书，诛杀崔浩及其下属、奴仆共120人，都灭五族。
高允见到诏令后，一直不动笔。拓跋焘多次派人催促，高允求见拓跋焘。
见到拓跋焘，高允说：崔浩如果有其他更大的罪不容诛的罪，那倒罢了，如果是刻碑林的事，罪不当诛。
拓跋焘再次震怒，当场又判了高允死刑。太子拓跋晃苦苦哀求，拓跋焘才饶了高允。
不过，高允的抗争，使拓跋焘最终只诛杀了崔浩的五族，其余的仅杀本人。
事后，拓跋晃埋怨高允：我编了这么多谎话救你，你怎么不按我说的来？
高允一脸真诚：做史的，就得真实的记录帝王的功过是非，为后世所借鉴。崔浩刻立石碑，虽然轻率，但毕竟尊重了历史。我和他一样。虽然非常感激太子你救我，但我不能违背事实去解脱自己，那样的话我还不如去死。
太子听后，对高允刚正不阿的人品愈发敬重。
现在的某些官员，谎话连篇，满嘴跑火车，真该给高允塑个像，放在各级机关的门口，警示他们真正树立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的政绩观。
拓跋焘晚年脾气暴躁，诛戮过多，又常常在杀完人之后后悔莫及。由于刑罚严酷，国内曾经几度政治混乱。最后，这个一代枭雄，居然死在一个小人物手中。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寇，这个寇就是七情六欲。常常压抑自己的情欲而得不到释放，当释放起来时就异常恐怖。比如宦官群体，他们都有性欲这个寇，却被压抑起来无处释放，因此，当这个群体作恶时，比平常人可怕的多。历史上这个群体的恶人有：赵高、张让、苏文、边令诚、李辅国、刘瑾、王振、童贯、安德海等。至于魏忠贤，还算有些执政能力。而高力士、李莲英，则没做多大的恶。
北魏也有这么个宦官，名叫宗爱。此人在没根儿的岗位上干出了震古烁今的事，超出历届没根儿的同行。一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王的宦官，被封为冯翊郡王；二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杀两帝的宦官。
452年，宗爱诬陷许多太子宫的属官，拓跋焘皆杀之，太子拓跋晃也惊惧而死。由于害怕拓跋焘发现自己的诬陷之罪，宗爱便先下手为强，找机会先把拓跋焘宰了。
历史总是能诞生巧合，北方的拓跋焘死后不久，南方刘宋王朝的宋文帝刘义隆，也很快死在自己的儿子手里。
历史又总是这么惊人的相似，拓跋焘的前世，在五百多年前就已出现过。
此人叫刘彻，没错，就是汉武大帝。二人的神似之处：
1．拓跋焘谥号太武帝，刘彻谥号孝武皇帝（汉武帝），都以战功著称于世。
2．拓跋焘曾马踏漠北，消除了最大的北患柔然。刘彻则派军北击匈奴，消除了最大的北患匈奴。
3．拓跋焘杀了负责著史的大臣崔浩，刘彻则阉了负责著史的太史令司马迁。
4．拓跋焘因为宦官宗爱的诬陷间接害死了太子拓跋晃（惊惧而死），刘彻也因为宦官苏文的诬陷间接害死了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受牵连自杀）。
拓跋焘死后，其子拓跋余继位，仅8个月后被宗爱所杀。殿中尚书源贺等拥立拓跋晃的长子拓跋濬即位，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登位后，宗爱才被铲除。<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