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这还真怪不得刘越激动，孙秀这个人在西晋末年，尤其是在八王之乱中可谓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败类式的人物。
孙秀，字俊忠，琅琊人，世奉五斗米道，为道徒。起身寒微，野心极大，初为赵王司马伦小吏，因善于谄媚，工于文书而日益受到司马伦的宠爱。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为司马伦出谋划策，以离间计废杀太子司马，用宫廷政变剿灭贾太后一党，助赵王司马伦荣登九五之尊。他一手开启了八王之乱更为血腥和残酷的第二阶段的大门，也将司马氏诸王争权夺利的斗争从挟天子以令诸侯升级到了掌权柄而废帝自立的境地。
他除了是操弄权术的妖孽外，更是贪残污秽、睚眦必报的魔鬼。雍州刺史解系因他逼反齐万年，上表请求杀他以谢氐羌，他得势后，诛杀解氏兄弟，祸及妻子；西晋第一帅哥黄门侍郎潘安，因看不惯孙秀为人狡黠，在他父亲曾做孙秀的上司时鞭挞过他，及孙秀得势后，夷灭了潘安三族；西晋巨富，卫尉石崇家有宠妾绿珠，孙秀见后极为眼馋，遣人向他索要未果，于是诬陷石崇为乱党，夷其三族。
刘越见他而失态的一个原因，是为看到八王之乱的大搅屎棍陡然出现在自己眼前而深感意外：根据历史记载，元康六年五月，郝度元联合冯翊、北地的马兰羌人、卢水胡人一起叛乱。冯翊太守欧阳建上表朝廷，指责镇守关中的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指使宠臣孙秀逼反了胡人，搅乱了关右。
于是朝廷将司马伦调入洛阳为车骑将军，另派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空张华让司马肜杀孙秀以向氐、羌人谢罪。孙秀的朋友辛冉替孙秀向司马肜说情，说胡人造反乃是天性使然，并不是孙秀的过错造成，司马肜认可了他的说法，孙秀因此免去一死。
但免死归免死，这个时候孙秀的故主司马伦已经到了洛阳，他既留下了性命，按理说也应该是在从长安前往都城的路上，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并州西河的介休县呢？
刘越失态的第二个原因，乃是为温如新、韩奎和自己三人不知不觉中成了这个大魔王的仇家而惊惧和心慌：且先不管孙秀是怎么来到介休的，现在的他居然身穿青衣被温如新叫来替人煮茶！这种青衣并不是士子闲人们用以标示清高的那身飘逸的磊落青衫，而是家中奴仆所穿有别于编户良民的一种卑贱的粗布短打。
这时候的人只要不是真的奴隶，往往将穿青衣褐视为极低贱的行为。西晋孝怀帝司马炽在永嘉之乱后被刘聪掳掠到平阳，刘渊公然让司马炽在大会之上为匈奴贵族青衣行酒，跟随在怀帝身边的晋臣庾珉异常悲愤，大声号哭不止。
甚至到了明朝，李贽在写《宋统似晋时，说靖康之耻中的徽、钦两帝虽同样是被胡人所辱，但却比晋怀帝的青衣行酒要有尊严得多。由此可见，在他们的眼里，衣青衣而事杂役该是何等的一种奇耻大辱。
孙秀之前是司马伦的宠臣，属于赵王国属吏而非朝廷官员，朝廷对他能怒而不能杀，能轻而不能贬，所以张华虽有心想将他除掉，但最终依靠的却是继任的梁王而非朝廷的有司。因此，从身份上来看，只要赵王司马伦没有废夺他的职位，那他就还是名正言顺的王国庶吏，正儿八经的大晋士人，温如新让他青衣煮茶，无疑是在赤果果地羞辱他。
想想自司马伦后晋室诸王交相攻伐的混乱，再想想解系潘安石崇张华身受屠戮的惨状，刘越的心中不由得冒着一股股的寒气。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这是自古以来就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既然已经成了小人眼中的敌人，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让小人失去报复的机会！刘越扫了低眉顺目的孙秀一眼，心中暗道：不管是于公还是于私，这孙秀必须要死！
温如新作为辱孙事件的当事人，既没有认识到撩拨一条毒蛇有多么的可怕，自然也更不可能体会到刘越这番因惶惧而狠辣的决心，他有些意外地看着刘越，惊疑地问道：“刘司马认得孙俊忠？”